还在会议室里飘着。没有结论，可也没有被遗忘。
伦敦的街头，另一种议论也在发酵。
那些小报的标题比《泰晤士报》大得多。有的写“女作家当众亲吻溺水少女”，有的写“未婚女子对少女做出不雅之举”，有的写“玛丽·班纳特——是救命恩人还是道德败坏？”那些字，一个比一个刺眼。那些编辑，一个比一个兴奋。
咖啡馆里，有人举着报纸念。念到“嘴对嘴吹气”的时候，有人笑了，有人摇头，有人压低声音说“怪不得她不嫁人”。酒馆里，几个男人端着酒杯，大声议论。“坐拥那么多财产，却不嫁人，早该想到有古怪。”“就是。哪个正经女人会那样做？”
茶会上，太太们摇着扇子，头挨着头。“她那个学校，专门收女孩子。你们想想。”“还有她那些书，写的都是什么——女工，产妇，甜酒。啧啧啧。”“听说她还和好几个贵族子弟不清不楚的，可就是不嫁。这不是说明问题了吗？”没有人反驳。那些话，像灰尘一样，从这张嘴飘到那张嘴，越飘越多，越飘越脏。
那些人抓着报纸里的字眼——“嘴对嘴”“按压胸部”“未婚”。把它们拼在一起，得出一个看似有道理的结论。玛丽·班纳特是个可耻的同性恋。不然，为什么她坐拥大量财产却不嫁人？为什么她对那个女孩做那种事？
没有人问玛丽，当时除了那样做，还有什么办法能救人。没有人问那个被救的女孩，她愿不愿意被那样救。他们只在乎那些字眼，只在乎那些能拿来攻击她的碎片。那些碎片拼在一起，拼出一个他们想要的故事。和真相无关，和他们想相信的东西有关。
布卢姆斯伯里十七号，客厅里安静得很。玛丽坐在沙发上，手里端着一杯茶，面前摊着那些报纸。她把那些骂她的、污蔑她的、猜测她的文章，一篇一篇地看过去。没有生气，没有哭，只是看。看完一份，放在一边，拿起另一份。
莉迪亚坐在她旁边，脸涨得通红。“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写！”她的声音又尖又亮，像小时候被人抢了缎带。“你救了人，他们却骂你！这是什么道理！”凯蒂坐在另一边，没有说话。她的嘴唇抿着，抿得紧紧的，手指攥着裙摆，攥得指节泛白。可她没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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