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会收一篇关于苍蝇怎么长大的报告。太普通了，普通到没有人觉得这是科学。昆虫学才刚刚起步，那些人在忙着给虫子起名字。把那些从世界各地运来的蝴蝶、甲虫、蜂、蝇，一只一只钉在盒子里，贴上拉丁文的标签。
他们看的是死虫子，不是活的。他们关心的是这只叫什么，不关心它是怎么长大的。
她把那几张纸折好，拉开抽屉，塞进去。和那些读者来信放在一起，和那些旧稿子放在一起，和那本深棕色封面的《为女权辩护》放在一起。
抽屉关上了，那些数字安安静静地躺在里面，和那些被她读过的、写过的、记住的、忘记的字挤在一起。
她不知道这些数字什么时候能用上，也许永远用不上，也许明天就要用。
可她记了，就有了。那些苍蝇，那些蛆虫，那些被她量过、数过、记下来的日子，还躺在那张纸上。
实验做完之后，玛丽有好几天不想碰笔。那些数字还躺在抽屉里，温度，湿度，蛆虫长大的日子。
***
伦敦的春天难得放晴，她决定去书店。当初选布卢姆斯伯里，不就是为了这点方便。出门走一刻钟，就是大英博物馆。再走几步，书店一家挨着一家。她换了件浅灰色的裙子，没带伞，空着手就出了门。
书店在博物馆后街，门面不大。橱窗里摆着几本新书，封面朝外，烫金的字在阳光里闪着光。玛丽推门进去，铃铛响了一声。
柜台后面的老板抬起头，是个五十来岁的胖子，戴着眼镜，手里攥着一本账册。他看见玛丽，眼镜滑到鼻尖上，又推上去，又滑下来。
“班纳特小姐！”他把账册放下，从柜台后面绕出来，搓着手。脸上带着那种读者见了作者才会有的、又兴奋又不知道该说什么的笑。“您的书，一直卖得不错。新出的那本美食书，也卖得好。比侦探小说差一些，可也不差。”
玛丽笑了笑。“多谢。”
老板搓了搓手，欲言又止。他往门口看了一眼，压低声音。“班纳特小姐，有件事，不知道该不该跟您说。”
玛丽看着他。
老板的声音更低了。“这些日子，一直有人在打听您。问您常来吗，什么时候来，一般待多久。我没说，只说您不常来。可您还是注意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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