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来了。我跟他们走。”
他说完了。
没有人鼓掌。
那些记者坐在那里，看着台上那个四十多岁的州长。
鬓角已经白了，但腰杆挺得笔直——谁都没有动。
沉默持续了几秒。
然后，坐在前排的一个年轻记者站了起来。
看起来不到三十岁，衬衫领子有点皱，他开口了。
“州长先生。”
科林恩看着他。
“我也加入。”
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发布厅里又安静了一瞬。
然后第二个人开口了。
是《查尔斯顿公报》的那个老记者，干了二十多年，见过四个州长上台下台，从来不在采访现场表露任何情绪。
但他放下笔，把笔记本合上，站了起来说了一句：
“算我一个。”
第三个人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第四个人站起来，第五个人也站起来。
不是要走，是站着，看着科林恩。
有人开始鼓掌。
不是那种集会上整齐划一的掌声，是零散的、犹豫的、一个人带起另一个人的那种掌声。
响了几秒，又停了。
然后有人喊了一声：“州长先生，我们跟你走。”
科林恩站在台上看着那些记者。
那些平时追着他问刁钻问题、把他的每一个失误都放大到报纸头版的记者。
看着他们从座位上站起来，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
他的眼眶红了。
他没有说话。
他退后一步，对着台下那些记者。
那些刚刚说出“我也加入”的人，那些从座位上站起来的人，那些还在沉默但眼睛已经湿了的人。
深深地鞠了一躬。
然后他把那版报纸折好，放回口袋，转过身，走了。
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发布厅里，那些记者还站着。
有人低头看着手里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的字。
本来是要写新闻稿的。
现在那些字还在，但写字的笔已经放下了。
没有人说话。
————————
那天晚上，查尔斯顿的街头，有人在黑暗中站着。
不是组织的，不是安排的，是自己来的。
一个人，两个人，十几个人。
他们站在街边，站在那个没有光的路灯下，谁都没有说话。
不知道是谁先开口的，有人喊了一声“科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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