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四月中旬，清晨七点半整。
战时陪都重庆的大雾依然浓重得如同化不开的牛乳，将罗家湾十九号军统局本部的青砖灰瓦浸染得一片湿漉。
高耸的青砖围墙顶端，带刺铁丝网挂满了冰冷的水珠。两组牵着高大德国狼犬的荷枪实弹警卫巡逻队来回交错巡视，皮靴踏在湿滑的青石板路上，发出沉闷整齐的脚步声。
在大门口的哨卡旁，两名卫兵挺着上了森寒刺刀的步枪，目光如鹰隼般死死注视着薄雾中缓缓走来的消瘦身影。
来人正是公卿。
他换下了昨夜那身满是刺鼻煤灰与黑色机油的褴褛汗衫，换上了一件洗得发白、肩膀与肘部打着两块整齐布补丁的深灰色土布对襟短衫，脚上露着脚趾的破草鞋换成了一双半旧的黑布千层底快靴。
而在他心口贴身处的布衬里，那枚郑耀先昨夜在磁器口江滩随手抛给他的袁大头银元，被他用粗麻线结结实实地缝在最里层的皮肉前。
随着每一次强健有力的心跳，冰冷沉重的银元紧紧贴着滚烫的胸膛，时刻提醒着他昨夜改变命运的那一刻。
“站住！军事禁区重地，口令！”卫兵枪口猛地向前一压，拉动枪机厉声喝道。
公卿在警戒线外三步处停下脚步，眼神平静得如同一汪深不见底的寒潭。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枚刻着黑色飞鹰图案与篆体特别通行字样的青铜腰牌：“关外流民公卿，奉郑耀先少将处长钧令，前来局本部行动处报道。”
卫兵接过腰牌翻看钢印，脸色微微一变，肃然立正，收枪放行。
穿过戒备森严的前庭大院，公卿在少校副官的带领下，顺着狭长湿滑的水泥斜坡，径直来到了位于主楼后侧花岗岩山体下方的地下秘密靶场。
这里原本是一座防空避难掩体，四周坚固的岩壁全用厚达半尺的老松木板与双层吸音粗毡层层包裹，空气中弥漫着刺鼻浓烈的火药硝烟与机械枪油气息。
靶场正中央的长条厚木桌旁，赵简之大马金刀地坐在黄花梨太师椅上，手里正熟练地摆弄着一柄拆解成数十个精密零件的美制汤姆逊冲锋枪。
在他身旁，站着七八名身穿深黑色作战皮夹克、腰间皮套里鼓鼓囊囊插着短枪的军统行动处中校与少校骨干。
这帮人个个是从临澧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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