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大早，郑耀先就出了门。
南京的清晨比上海安静得多。街上没什么行人，只有几辆黄包车在中山大道上慢悠悠地跑着。远处鸡鸣寺的钟声隐隐传来，沉闷而悠长。
他套了一件灰扑扑的旧长衫，头上戴了一顶皱巴巴的礼帽，脚上穿着一双磨掉了后跟的布鞋。这身打扮放在南京街头，和那些跑新闻的小报记者一模一样。
他口袋里揣着一张假名片——“中央日报特约通讯员周继明”。
名片是他自己做的，用旅馆房间里的牛皮纸裁的，字是用铅笔描上去的。粗糙，但够用。这年头记者的名片本来就寒碜，太精致反而惹人怀疑。
第一站，陈崇光的公馆。
公馆在颐和路上，是一幢三层的西式洋楼，围墙很高，围墙上头还加了一排铁尖。门口停着两辆黑色轿车，车旁边靠着两个穿黑衣服的大汉，腰间鼓鼓囊囊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别着家伙。
郑耀先没有直接靠近。
他在马路对面的一棵梧桐树下站了二十分钟，假装翻看一份揉皱了的报纸。视线越过报纸上沿，把公馆的外围情况一点一点地吃进了眼睛里。
两个明哨——门口的黑衣人。
至少三个暗哨——对面弄堂口站着一个卖烟的，但他的烟摊上只摆了三种烟，而且半天没开过张。不是做生意的，是盯梢的。另外两个在公馆侧面的小巷子里，一个装作修自行车，一个蹲在墙根下假装晒太阳。
标准的调查科外围布防。手法老套但有效，他至少需要三个小时才能找到突破口。但他不需要找。
公馆不是战场，宴会厅才是。
郑耀先收起报纸，转身走了。不紧不慢，步伐和路过的行人一样。经过弄堂口的时候，那个卖烟的盯了他一眼。他回给对方一个毫无意义的点头，像两个互不相识的路人一样擦肩而过。
走出两个街口后，他又换了一个身份。
在一家旧衣铺花了两毛钱买了一件蓝布工装，把长衫和礼帽塞进一个油纸袋里。又在路边摊上买了一顶劳工帽，压低帽檐。镜子里的他，从落魄记者变成了街头干粗活的小工。
这是他在黄埔学的，任何伪装维持超过两个小时就可能被识破。换装的频率越高，暴露的概率越低。
第二站，国民政府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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