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公里的天空上，有一张看不见的网正在慢慢收紧。特务处、调查科、日本特高课，三方势力纠缠在一起，任何一根线断了，都会牵动整张网。而他，就站在这张网的正中心。
烟抽了一半，他掐灭了，站起来继续走。走过两个街口之后，他用玻璃橱窗的反光再次确认了身后没有尾巴，这才拐进一条小巷，绕了一个大圈回到安全屋。
等的时间总是最难熬的。在那三天里，郑耀先白天照常处理上海区的事务，安排宋孝安转移资金，指挥赵简之联系法租界的周胖子过账。晚上一个人坐在安全屋里，面对一盏孤灯和一杯凉透的茶，脑子里反复推演着所有可能的局面。
如果组织确认了枭的身份，下一步该怎么走？如果裴秋和特高课的合作进一步深化，上海的地下组织怎么办？如果戴笠的八万块大洋凑不齐，上海区的编制被冻结了怎么办？
每一个问题都没有现成的答案。他能做的只有等，然后在答案出现之前，尽可能地保住手里的每一张牌。
三天后，郑耀先再次路过修鞋铺，取回了他的布鞋。鞋底已经换了新的，鞋面也擦得干干净净。他回到安全屋，关上门，用小刀划开右脚鞋底的夹层。
里面有一张同样用米汤写成的纸条。他点燃一根蜡烛，把纸条凑近烛火，字迹在热力下慢慢显现出来。
纸条上只有三行字。
第一行：已确认。特高课上海新任课长代号“枭”，十月初抵沪，专精经济情报战与金融绞杀。
第二行：此人极其危险，务必加倍小心。
第三行没有字，只有一个符号。一个极小的、用铅笔画的半圆。
那是程真儿的标记。
郑耀先的手指在那个半圆上停了很久。
他认得这个符号，这是他们之间独有的暗号，不在任何密码本上，不被任何上级知晓。它的意思很简单，只有四个字：我很安全。
他想起了上一次见到她的样子。三个月前的一个傍晚，他路过霞飞路的花店，隔着一整条马路，看到了一个穿淡蓝色旗袍的女人从电台的后门走出来。她提着一个小皮箱，步子不急不慢，头发在夕阳下泛着柔软的光。
他没有停下脚步，她也没有看他。
两个人在同一座城市里，呼吸着同一片天空下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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