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庆府。
市舶司的架子搭起来比高拱预想的快。
张元勋的水师整训了四个月，比约定的三个月多了一个月，但练出来的不是两千人，是三千六百人。
高拱没追究那多出的一个月——能多练出一千六百个能上船的兵，值。
水师第一次出海巡逻那天，广州沿海的走私船一夜之间少了三分之一。
不是被抓了，是自己跑了。
剩下的那些，有十几家主动托人递了帖子，问能不能“纳入市舶”。
高拱一家都没见。
他让陈文远放出话去：想进市舶体系，先把过去三年走私的货物清单报上来，补缴一成的税银，算既往不咎。
报得实在的，发引票；
报得不实在的，水师巡到你船头上，别怪官府不念旧情。
七天之内，三十四家商号交了清单。
高拱一家一家翻看，用朱笔在上面勾画，把货物品类和航线画了一张总图出来。
广州到吕宋、广州到暹罗、广州到满剌加，三条主航线上的贸易量加在一起，一年能跑六百万两白银。
六百万两。
比他写给赵宁的信里估的还多一百万两。
这笔账算完的当天晚上，高拱破天荒喝了一壶酒。
而且他意识到一件事——两广这个地方，穷了几十年，不是因为没钱，是因为钱全从海上漏了。
市舶司正式挂牌是在九月。
京里的批文下来得很快，赵宁那边显然早就准备好了——吏部的人选、户部的章程、礼部关于海禁条文的修订意见，三份文书前后脚到了肇庆。
高拱看完礼部的修订意见，冷笑了一声。
修订了个屁。
原来的海禁条文一个字没动，只是在后面加了一段“特许通商”的附则，等于开了个口子但不承认海禁松了。
赵宁的手法，滴水不漏——朝堂上那些守旧的言官想弹劾，连个靶子都找不着。
十月，广州市舶司正式开始收税。
第一个月，入账七十二万两。
消息传到京师，连张居正都写了封私信来，说“肇庆之任，公当为天下先”。
高拱没回这封信。
张居正的客气他受不起，也不想受。
真正让他在意的，是另一件事。
十一月初三，陈文远深夜求见。
高拱已经歇下了，听说是陈文远，还是披了件袍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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