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的村庄全淹了，能跑的都跑了，跑不动的……"
他没有说下去。
刘封看了很久。那些流民里面没有年轻人，全是老人、妇女和半大的孩子。年轻力壮的大概留在后面修补堤坝，或者被洪水卷走了。他忽然想起自己前世见过的某次大灾的新闻画面，一样的泥泞，一样的沉默，一样的不知道明天能不能吃上饭。
他转头对姜维道："传令：沿途州县开仓放粥，沿驰道设施粥点二十处，每处派一名医官，熬姜汤防寒疫。凡是河内来的流民，就地编入洛阳、长安两地的工程营，管饭管工钱。有手艺的优先编入堤防工地，没手艺的修路修渠——总之不能让这些人空着手走下去。"
姜维怔了一瞬，随即拨马转身，向后方传令去了。
刘封继续西行。当他最后一次回头时，那些流民队伍里有人认出了他是皇帝——大约是他那道左颊的疤太显眼。先是一个人跪下，然后是两个人、三个人，最终那一整列灰色的、湿漉漉的人群全部跪在了驰道两侧的尘土里。没有人喊万岁，只有几声压抑的抽泣和老人断断续续的磕头声。
刘封没有停下来看。他策马扬鞭，马蹄踏过新铺的沙土路面，将那些沉默的跪拜留在了身后。他知道要让他们真正站起来，靠的不是跪拜，是那条正在图纸上被一遍遍修改的新堤。新堤筑起来，水就拦住了；水拦住了，地就保住了；地保住了，人才能不跪着活。
回到长安之后，他连续七夜没有出值房。桌上的蜡烛换了十二根，裴秀送来的河道测绘数据堆了半尺厚，杜预呈上的工料预算是第一版到第八版，每一版都被刘封用朱笔改了又改。到第八天清晨，他终于将最终方案定稿，誊在黄绫诏书上：孟津段新堤全长一百一十三里，底宽六十步，顶宽十二步，高两丈四尺；沿堤种柳三万株；设水文观测点二十三处；全线工期二百一十日，征调民夫五万四千人，用石料二十二万车，石灰三万车。
诏书发出那日，长安落了第一场雪。刘封站在值房窗前，望着雪花落在驰道新铺的路面上，薄薄地铺了一层白。他忽然想起孟津岸边那些被水泡烂的旧堤残骸，想起那些沿着驰道向西走的灰色人群。雪落地会化，水流过会干，堤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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