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那些老政委的老部下，原本对刘国清还客客气气的，听完这几天的会，态度就微妙地变了。
有人不再主动找他汇报工作了，有人开会的时候坐得离他远了些，有人在他经过的时候低下头假装在忙手里的活。
刘国清也不反驳。他知道老政委不是真的在批评他。
去年在京城，老政委对他的态度就已经开始变冷了，但变冷不是坏事。
这年头，被领导冷落，有时候比被领导热情对待要安全。
老政委在西南待了整整一个星期，期间不曾跟刘国清私下说过一句话。
唯一的一次正式接触，是在弄弄坪工地的视察结束之后，老政委站在临时工棚门口，刘国清站在他旁边，两人同时看着远处那片正在平整的土地。
老政委看了几分钟，然后转过身，对旁边的李主任说了一句“走吧”，上车走了。
从头到尾，刘国清没跟他有过任何眼神交流。他知道老政委的意思——现在冷着你，是为了将来能暖着你。
这道理他懂，但懂归懂，滋味还是不好受。
老政委离开后，刘国清原本繁忙的工作节奏开始慢了下来。
攀钢项目的推进变得不急不缓，原本定下的几个关键节点，上级部门迟迟没有回音。
他报上去的方案，要么被搁置，要么被退回要求“再研究研究”。
各配套厂跟攀钢的对接工作也开始拖沓，电话打过去，那边说“正在研究”，电报发出去，回音要等好几天。
刘国清心里有数，这是有人看风向在动。
但他不急，该签的文件照签，该开的会照开，该去工地照去工地。
他在这段时间里，把川省省委和副省长分管的日常工作处理得有条不紊，同时也抽空去了几个配套厂看了看，跟厂里的干部和技术人员聊了聊，把各家的情况摸了一遍。
遇到什么事情，他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能协调的就协调，需要上报的就上报，绝不越权，也绝不含糊。
真正让局势变得更加微妙的，是第二年四月的某一天。
裴一泓拿着一份报纸走进办公室，脸色不太好看，把报纸放在桌上，手指点着头版那条消息，声音压得很低：“刘书记，您看这个。”
刘国清放下手里的笔，拿起报纸扫了一眼。
头版刊发了一篇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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