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下旬，河内。
刘国清站在驻地二楼的走廊上，手里夹着根烟，看着院子里堆成小山的测绘资料。
张大彪蹲在台阶上，面前摊着两张拼接起来的地形图，铅笔夹在耳朵上，手里拿着比例尺在比划。
俩人已经对了一上午的数据，从谅山到老街，从奠边府到海防，几千个坐标点逐一核对，眼睛都快看瞎了。
“滇省那边牺牲了一个。”张大彪把比例尺放下，从兜里掏出烟点上，声音闷闷的，“踩了地雷，老山那种，腿都没了。抬回来的时候还清醒，跟我说‘参谋长，我没给老部队丢人吧’，我说没有，他笑了笑，就过去了。”
刘国清把烟叼在嘴里，没说话。桂省这边死了两个，一个被毒蛇咬的，五步蛇，从咬伤到毒发不到半小时，随队医生赶到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另一个过河的时候踩到深坑，被激流冲走了，三天后在下游二十多公里的地方找到的，泡得不成样子。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从闽省跟过来的，家里还有父母等着他们回去。现在回不去了。
“这测绘啊，看着不声不响的，比打仗少不了多少危险。”刘国清把烟灰弹掉，声音不大，像是跟自己说，“可你不搞，将来真有事了，两眼一抹黑，死的人更多。咱们现在做的这些，是把将来的账先还一部分。”
牺牲——这两个字他这辈子见了太多。从1942年到现在，十六年，见过的死人比活人多。
战友、同志、老乡、敌人，一茬一茬地倒下去，有的埋了，有的没埋，有的连名字都没留下。
刚开始那几年，每次有人牺牲他都难受得整宿睡不着，后来慢慢习惯了，不是不难受，是知道难受没用。
悲伤只是暂时的，因为他们都明白，他们是这个国家和民族最后一道防线。
即使有一天，刘大中那小子上了战场，牺牲了，他也只能接受。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是军人的儿子，你就得做好这个准备。谁让你是军人的后代呢？
“张大彪，你说咱们这些人，图什么？”
张大彪想了想，说了句实在话：“图以后不打仗。”
刘国清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他把地图收起来，卷好，塞进防水筒里。
走廊那头传来脚步声，张大彪的通信员跑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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