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的苗民群众关注太少，既没有切实的帮助他们改善生活，也没有着重对他们展开教育，对于苗民百姓，依赖于积极分子这一类的中间阶层帮忙管理，而对于这些积极分子的审查却又几近于无，以至于大量的旧地主、旧官绅、旧苗人头目混了进来。”
“对于底层的苗兵，大部分还是依靠苗人出身的将领统辖，这些苗人将领大半出自草堂会，本身就是有一定的威望和实力的苗人头目，否则也不可能在草堂会时期组织起苗人起义，这群人，既是受压迫者和受剥削者，但同时也容易转变为压迫者和剥削者。”
“贵州根据地面对巨大的外部军事压力，过分倾向于统战中高层的苗人头目甚至是土司，对于底层的政工工作和思想教育是处于基本放任的状态，底层的群众百姓、军卒苗兵没有从红营这里获得实利，看不到获取更美好生活的希望，民族矛盾爆发之时，自然而然的也就只会跟着他们熟悉的领导者走了。”
侯俊铖轻轻一叹，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来：“还是那句话，眼里只关注帝王将相，就会被百姓群众狠狠扇一巴掌，北方给我们送来一个白莲教，西南给我们来了一次大分裂，说到底，都是因为这种错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