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杂而且随时可能变动，无法覆盖到整个婚姻问题上，很多条例规定甚至连我们妇女会的干部干事都搞不清楚，遇到事还得临时去查，我们做宣传工作的时候，自然也就是混乱无序的，遇到事情也没法第一时间拿律法做后盾。”
“就像这次的事，有关包办婚姻的律规条例，只有禁止和人身解放一类的内容，我们反对包办婚姻，可反对之后呢？没有了包办婚姻，又该以怎样的婚姻形态去取代呢？法律上没说，我们的干部干事也不清楚，在宣传和工作中，老百姓们就算支持我们的政策，和我们一起反对包办婚姻，可是反对完了该怎么办，我们也说不清楚，老百姓自然又会把那些熟悉的、传承几百上千年的‘传统’搬出来，到最后又回到包办婚姻的老路子上了。”
“这个问题你说的对，红营的律法有别于传统的律法，不仅仅是维护统治、规范民纪，还要起到引导移风易俗的目的，所以不能单单是禁止做什么，还必须起到指导社会发展的作用……”侯俊铖点点头，随即又摇了摇头：“但是形成一部专门的、系统性的婚姻律法，现在还不成熟，这个问题……你先把话说完，我之后再详细和你交流。”
黄徽音也没有二话，便继续说道：“其次，还是宣传和工作上的问题，我们在婚姻问题上的工作和宣传，其实是比较缺位的。红营入江南之后，婚姻问题上的宣传和工作，是和释奴运动、人身解放运动同步开始的，早在红营推行社会改造的初期，在执委下发的四号决议里，就已经要求各地妇女会、民政、法务、宣传等部门联合动员，针对包办婚姻问题进行宣传和工作，有些宗族势力强大的地区，还成立了专门的婚姻运动委员会。”
“但这次事件之后，我初步的查了一下，至少在这金陵周围，婚姻运动的宣传和工作，特别是面向于乡村地区的婚姻运动的宣传和工作，并没有像其他社会改造的各类运动一样，作为一个经常的政治任务来执行，而是作为一个时期的临时任务，定期搞一波‘突击宣传’，会议开完、工作队或督查人员离开、临时的任务完成，宣传和工作也当即结束，而没有持续下去。”
“而且这样的临时宣传和工作，也大多依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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