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也从书架上抽了一本《农书》，放在柜台上：“那我也买一本。”
书铺的掌柜是个五十来岁的瘦老头，他看了看那两本书，又看了看那两个年轻人，没有说话，只是利落地报了价，收了钱，把书用牛皮纸包好递过去。
等那两个年轻人走出铺子之后，他自言自语般低声说了一句：“这两天买《农政全书》的人，比过去一年都多。”
类似的对话，在京城各处的茶馆、酒馆、书铺、学舍里此起彼伏地发生着。
那些反对的声音并没有完全消失，但它们正在被一种更强势的、更直击人心的逻辑一点一点地压下去。
那些反对的声音——“工科农科算科不是正经科举”——在“你上榜了吗”这个问题面前，显得苍白而无力。
那些反对的声音——“杂学不能和经义并列”——在“几千号人争几百个名额总比争几十个名额强”这个逻辑面前，显得像是一种自私的、怕别人抢了自己饭碗的短视。
有人开始算账了：以前每科只取几十人，现在多开几科，加起来能取几百人。几千号人争几百个名额，虽然还是不轻松，但比起以前那种几乎看不到希望的局面，总归是多了一条路。
有人开始想得更深了：如果我在经学上确实没有天赋，但我对农事特别了解，对算学特别有心得，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凭借这些本事出仕？
有人开始把那些话传得更远了：一个在城门口摆摊卖菜的老妇人，听到旁边两个读书人在讨论这件事，她听不太懂“科举”是什么意思，但她听懂了一句话——“多开几科，能让更多的人考上”。
她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但她觉得那是好事，因为“能考上”三个字在她这个年纪的人耳朵里，听起来就像是“有出路了”。
到了第七天，京城的风向已经彻底偏转了。
那些反对的人还在，但他们的声音已经被淹没在更大的、更响亮的、更让人无法反驳的议论声里。
有人在茶馆里高声说“陛下圣明”，有人在酒馆里举杯说“这是给咱们多一条活路”，有人在书铺里翻着《农书》说“要是真的考农科，我得从头开始学了”。
而那些曾经在朝堂上、在书院里大声反对过“杂学入科举”的人，此刻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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