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也快，三天后，户房、刑房、工房的书吏各来一人，每人讲半天。
府学生员们最初还有些抵触，觉得“书吏算什么？也能登堂授课？”但听了半天之后，风向就变了。
原因是那位工房书吏带来的不是书，是一套完整的济南府城隍庙修缮工程的图纸——从地基勘测到木料采买到工钱核算，一应俱全。
他花了两个时辰，把一张看似简单的工程图拆成了几十个细节，每一个细节都对应一项实务知识。
那堂课结束之后，府学里那些平日里最瞧不起“匠人”的生员，开始主动找那位书吏请教问题。
张翰文后来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此一代读书人之变局也。旧学尚在，新学已至，不能兼者，必为时势所弃。吾辈不教实务，非不愿也，实不能也。今能请吏为师，虽非长久之计，然可解燃眉之急。”
从九月到十月，从南到北，从书院到府学，从山长到书吏，一种沉默而急促的变化正在发生。
没有人再为“加考实务”联名上书了，因为所有人都已经明白——朝廷已经定了，不会改了。
但也没有人再绝望了，因为书店里开始摆出实务书的刻本，书院开始请来经年老吏，各府县的书院、官学之间也开始互通有无，互相抄送实务讲义。
那些曾经在聚会上慷慨激昂的读书人，此刻正安安静静地坐在书案前，翻开那些墨迹未干的实务书，用他们曾经用来写八股文的笔，一字一句地记下农政、水利、田赋、刑名的要点。
他们知道，世界已经变了，而他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跟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