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产生更多的信任。当然，这需要时间，也需要与其他信任建设工作配合进行。”
围上来的人越来越多，问题也越来越多样化。古民一一作答，直到茶歇时间结束，主持人提醒大家回到主会场，他才得以脱身。
下午的分论坛上，古民又被邀请参加了一场圆桌讨论。讨论的主题是“教育技术在发展中国家普及的挑战与机遇”。与古民同台的，还有一位来自孟加拉国的教育科技创业者、一位来自世界银行的教育专家、以及一位来自美国硅谷的教育科技投资人。
那位硅谷投资人首先发言，语气中带着一种自信：“我认为，教育技术普及的最大障碍，是基础设施不足。只要解决了网络覆盖和设备普及问题，优质的教育内容就可以像自来水一样，输送到每一个角落。”
古民静静地听着，没有立即反驳。轮到他的发言时，他说：“我同意基础设施很重要，但我想补充一点——内容的‘文化适配性’同样重要。如果输送的内容是脱离当地文化背景的，即使网络覆盖再好、设备再普及，用户也不会使用。我们公司在开源《财富觉醒》的过程中，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反馈，其中最深刻的教训就是：不能假设一套内容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
那位硅谷投资人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但表情有些不以为然。
古民继续说：“举个例子，在我们的游戏中，有一个关于‘购房决策’的关卡。这个关卡在中国很受欢迎，因为买房是中国家庭最重要的财务决策之一。但当我们在肯尼亚测试时，发现很多学生根本不会遇到这个问题——他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购买房产，而是通过继承或自建来解决住房问题。如果我们直接把中国的版本搬到肯尼亚，就会显得格格不入。”
世界银行的教育专家点了点头：“古先生说得对。我们过去的一些项目，确实存在‘一刀切’的问题。现在，我们越来越强调‘本地化’和‘参与式设计’，让目标用户参与到内容的设计和改编中来。”
圆桌讨论结束后，古民感到一种满足感。他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一个只会做财务分析的“账房先生”，而是一个能够与世界各国的教育者平等对话、分享经验、碰撞思想的“实践者”。这种转变，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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