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理解这种不适应。他一方面要求郑明在保证合规底线的前提下，尽量简化流程，提高效率；另一方面，他也反复向团队强调：“我们现在做的每一分‘多余’的努力，都是在为未来规避十分甚至百分的麻烦。合规不是束缚，是保护。它保护我们不会因为一个疏忽而翻船，保护我们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用户信任和品牌声誉。”
郑明也展现出了他灵活的一面。他没有机械地执行新规，而是根据业务的实际情况，对一些非原则性的流程进行了优化。例如，对于金额较小、风险较低的零星采购，他简化了审批流程，实行“月度汇总报批”制度，兼顾了效率和风控。
几个月下来，实验室的财税管理面貌焕然一新。账目清晰了，流程规范了，团队的风险意识也明显增强了。虽然为此付出了不小的成本（合规顾问薪酬、软件升级费用、补缴税款等），但古民觉得，这笔钱花得值。它不仅消除了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更重要的是，它为实验室未来的发展，铺设了一条更坚实、更安全的跑道。
然而，当赵博将最新的财务报表放在古民面前，并指出“合规成本已经吞噬了我们近30%的利润”时，一个新的、更现实的挑战摆在了面前：在坚持合规底线和追求业务增长之间，实验室能否找到一条可持续的平衡之道？团队内部，也开始出现一些质疑的声音：我们是不是在合规上投入过度了？这些成本，真的有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