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不是为了实现投资人的构想，或者被资本改造成我们不认识的样子。如果资本不能接受我们这种‘慢节奏、重信任、探索性’的发展模式，那说明我们不是彼此的‘良配’。没有这笔钱，我们靠现有业务依然能活下去，慢慢发展。有了这笔钱，但如果要以牺牲我们的核心理念和运营自主为代价，那代价太大了，我们宁可不要。”
“那优先清算权和赎回权呢？”陈明问，他理解古民的原则，但也担心完全拒绝标准条款会显得缺乏合作诚意。
“这些可以谈，是商业条款的一部分。”古民说，“我们可以接受合理的优先清算权，保障投资人的基本利益。但赎回权需要设限，比如必须在我们有足够现金储备的情况下才能执行，并且设置较长的行权期（如7年以上），不能成为悬在我们头上、迫使我们短期套现的利剑。估值也可以谈，只要在合理范围内，我们并非寸土不让。但‘不设对赌’和‘不干涉核心运营’是我们的底线，是合作的前提。”
团队最终达成一致。古民亲自起草了回复邮件，并预约了与秦浩的第二次会议。在回复中，他明确表达了感谢和对估值等商业条款的认可，但重点阐述了实验室对“不设对赌”和“运营自主”这两条底线的坚持，并详细说明了理由——不是出于傲慢，而是基于实验室独特的价值创造逻辑和长期发展所必须的保护。
邮件发出后，实验室内部陷入短暂的等待与沉寂。他们知道，这封邮件很可能意味着拒绝。主流VC极少接受没有业绩对赌的早期项目，更不用说完全放弃对核心产品的干预权。古民的条件，在追求确定性和控制感的资本面前，显得过于“理想化”甚至“天真”。
然而，古民很平静。他让团队继续按计划工作，迭代手册，跟进现有的咨询项目。对他而言，这不仅仅是一次融资谈判，更是一次对实验室价值观和未来发展路径的终极压力测试。如果资本不能理解和接受他们的“慢”与“重”，那么，早点明确这一点，对双方都是好事。他宁愿慢一点，也要走在正确的路上。等待回复的几天里，他反而比之前更加笃定。无论结果如何，他们都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自己必须守护的核心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