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波动性比银行大，有丰年也有歉年。家庭方面，父母是普通工人，父亲最近刚经历一次欠薪，虽然解决了，但也提醒我，他们的抗风险能力比较弱。家里有一套自住房，在非核心区，价值有限，父母养老主要靠积蓄和退休金，我会承担必要的赡养责任，但短期内无法提供两百万级别的首付支持。”他坦诚地说了自己的“短板”。
林薇听着，表情没什么变化，只是眼神更加专注，像是在评估一份信贷申请。
“对于未来，我也有一些想法，可能和你的侧重点不太一样。”古民继续道，“我认同经济基础很重要，也认同需要规划。但我认为，规划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某个固定的资产数字或消费水平，而是为了获得应对生活不确定性的能力和选择自由。比如你说的学区房，我理解它的价值，但将其作为婚姻的硬性前提，并且将家庭财务杠杆加到极限去实现，我认为风险过高。一旦收入增长不及预期，或者利率波动、家庭出现变故，高额的月供会立刻成为巨大的压力源，甚至可能引发家庭危机。”
“我父亲这次讨薪的经历，让我更深刻地意识到，对于很多普通家庭而言，财务安全线的脆弱。我们的规划，应该首先确保家庭财务结构是健康的、有韧性的，能够承受一定的冲击，而不是将所有希望寄托在收入持续高速增长和资产价格只涨不跌的预期上。在我看来，月供占税后收入的比例，控制在百分之四十以内是相对安全的，百分之三十是舒适线。而按照你刚才的购房计划，这个比例显然远超安全线。”
林薇微微蹙眉，似乎想反驳。古民抬手示意：“我明白，优质资产稀缺，先上车更重要。但‘上车’的代价，如果是将未来二三十年的家庭财务弹性几乎全部绑定在一套房子上，并且需要掏空双方父母的大部分积蓄，这个代价是否值得，需要更审慎地评估。也许我们可以探讨其他的可能性，比如先购买面积稍小、学区稍次但总价可控的房产，或者考虑教育资源相对均衡的新兴区域，甚至将一部分预算用于孩子的教育金储备和家庭保障，而不是全部押注在学区房上。资产配置应该是多元的、动态的，而不是单一化的、孤注一掷的。”
他顿了顿，看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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