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至少,我们通过这次事件,给周伟那伙人敲了警钟,他们知道工人不是好糊弄的,知道有人能看穿他们的把戏,知道监管部门可能会盯上他们。这可能会让他们在以后的操作中有所收敛。”
“甲方那边,‘XX置业’用垫付工资的方式切割了风险,但他们和‘XX建筑’之间的工程款纠纷,尤其是关于工程质量整改和尾款支付的争议,并没有解决。而且,经此一事,‘XX置业’以后在选择合作伙伴时,可能会更加谨慎,至少会对‘XX建筑’这类公司提高门槛。”古民分析道,“对我们工人来说,最直接、最紧急的目标——拿到被拖欠的工资——实现了。但更深层的问题,即建筑行业层层转包、利用公司架构逃债、侵害劳动者权益的灰色模式,并没有根除。我们这次,只是在这个模式的铁板上,撬开了一道缝,让阳光照进去一点,让里面的人感到了一些烫。”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就这样算了?”父亲问,语气里有些不甘。他不是为自己,而是想到可能还有其他工友,正在别的工地,被同样的套路拖欠着血汗钱。
“当然不能就这么算了,但我们的方式要调整。”古民说,“第一,我们要把这次维权的过程、方法、收集的证据类型、向哪些部门反映、需要注意什么,整理成一份简单的‘农民工讨薪维权指南’,发给工友们,也请他们扩散给其他可能需要的工友。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要让更多人知道,面对欠薪,除了堵门、跳楼这些极端方式,还有更有效、更合法的途径。”
“第二,关于‘XX建筑’及其关联公司涉嫌的违规操作,我们虽然无法直接调查,但可以持续关注。劳动监察那边答应,如果市场监管或税务部门有调查结果,且涉及农民工工资支付责任的,会告知我们。我们也可以定期在公开渠道查询这些公司的司法和信用状况。如果发现他们换了马甲继续害人,我们可以向相关部门举报,或者提醒潜在的务工者。”
“第三,”古民顿了顿,“也是我一直在想的。我们这次能成功,除了证据扎实、策略对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我们这群工友的子女,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懂一点法律,会用电脑查信息,能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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