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向项目所在地的“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提交投诉举报材料。辅助渠道包括：向住建部门举报其未落实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向信访部门反映；同时，准备材料，联系本地关注民生问题的媒体记者，特别是针对“救命钱”被拖一事，寻求舆论监督。
第三，分工协作。古民和小何负责撰写和整理核心法律文书及情况说明。父亲和几位老成持重的工友作为工人代表。其他子女根据各自时间和资源，分工负责：有人去劳动监察大队咨询并提交材料（小何熟悉流程）；有人尝试联系媒体（做销售的小王有些媒体资源）；有人继续深挖总包公司和开发商的相关信息，特别是查找其母公司、关联公司以及是否有其他在建项目（程序员小赵擅长信息检索）；还有人负责建立“维权工作群”，保持信息同步，并安抚好各自父母的情绪，避免个别工友因着急而采取过激行为。
第四，应急与互助。对于老陈的医疗费缺口，在工友互助基础上，考虑通过合规的网络互助平台发起小额筹款，写明情况，附上工地、欠薪等证据，说明正在依法维权，寻求社会帮助。这既是筹钱，也是一种舆论造势。
方案明确后，包厢里的气氛为之一变。不再是起初的愤怒无助，也不再是简单的抱团取暖，而是一种有目标、有组织、有分工的初步联合。父辈们提供了事实基础和人数力量，子辈们贡献了信息技能和法律认知。两代人因为共同的目标——讨回被拖欠的血汗钱——而被联结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互补的战斗力。
“各位叔叔伯伯，兄弟姐妹，”古民最后说，“前路肯定还有困难，对方可能会继续拖，甚至耍别的手段。但我们今天走出了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我们从一盘散沙，变成了一支有信息、有证据、有策略的队伍。我们不再是被动等待施舍的哀求者，而是依据法律、主张自身权利的维权者。记住，我们讨的，不是施舍，是我们应得的劳动报酬。法律站在我们这边，道理站在我们这边。接下来，就是按计划，一步步推进。大家保持联系，互通有无。”
聚会散去时，已近深夜。父亲和古民走在回家的路上，夜风微凉，但父亲的眼神却比来时亮了许多。他拍了拍儿子的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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