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然：“小民，我们按你说的，让老陈他们几个代表进去跟刘经理谈了，开了录音。刘经理还是那套，说甲方没给钱，他们也没钱，让我们理解。还说什么工程有质量问题，要扣款……我们让他出书面东西，他又不肯。证据……我们哪有什么合同，就是口头说的，记工本倒是有，可都在老姚手里。工资以前是发现金，最近几个月才让办卡，但也没发过几次……这，这能算证据吗？”
古民听完，心头一沉。口头约定、记工本在包工头手里、现金发放、工资卡形同虚设……这些都是农民工讨薪案件中常见的证据难题，使得劳动关系认定和欠薪数额确认变得异常困难。老姚很可能早就防着这一手。
“爸，别急。记工本在他手里，你们自己有没有记？每天干了什么活，干了多久，大概多少钱，有没有人记？微信聊天里有没有跟老姚、跟工友聊到干活、算工钱的事？哪怕只有只言片语。之前的现金，是谁发的？什么时候发的？有没有人在旁边看到？这些都是线索。我马上过来，我们一起想办法。先把能想到的证据，不管多零碎，都收集起来。另外，打听清楚总包公司全名、开发商全名，还有老姚的身份证号、车牌号，任何能找到的信息。”
发送完语音，古民匆匆出门。夜色中，他赶往那个位于城市边缘、父亲工作了数月却可能拿不到应有报酬的工地。母亲的保健品骗局，核心是“认知”问题，解决方法在于“祛魅”和“免疫”。而父亲的欠薪风暴，核心是“权利”和“系统”问题，解决之道在于“确权”、“取证”和“系统性施压”。这将是另一场考验，考验的不仅是知识与法律，更是耐心、策略与在复杂利益网络中寻找杠杆点的能力。家庭的“系统防御战”，进入了新的、更艰难的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