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置资金，没有赎回压力，完全可以持有到期，拿回本金和利息。所以，只要我们不因为恐慌而在低价卖出，就不会发生实际亏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用闲置资金，并且设定严格监督机制的原因。”古民再次强调，“而且，即使发生最极端情况（比如公司破产，可转债违约），我们单只可转债的最大亏损极限，就是其买入价格（比如100元）。但我们只投入总闲置资金的一部分（比如5万），而且会分散到至少5-10只可转债，单只占比很低。所以，对整个基金本金的冲击是有限的、可控的。我可以做一个压力测试给大家看。”
他展示了模拟的压力测试：假设投入5万元，分散买入10只可转债，每只5000元。即使其中一只发生违约（血本无归），其他九只只要正常到期还本付息，整体损失约为10%，即5000元。而这种情况（高评级可转债违约）的概率，在A股历史上尚未发生过。相比之下，基金因无法覆盖利息而逐渐消耗本金的风险，是确定存在的。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详细解释、答疑和模拟演示，监督小组成员的态度逐渐松动。古民父亲首先表态支持，他认为儿子考虑周全，方案稳健，且操作透明可控，值得尝试。二叔在仔细询问了若干细节（如具体买卖操作频率、如何选择标的、历史最差情况记录）后，也缓缓点头，认为“听起来比单纯放银行活期强，至少有机会抵消利息，只要管得严，问题不大”。姑姑最关心的是“那提前赎回损失的一千块补偿”能否从超额收益里出，在得到古民“如果产生超过3%的收益，优先从超额部分补偿”的肯定答复后，也表示同意。
二婶仍有疑虑，但见丈夫和姑姐都同意了，古民又再三强调“操作权在儿子，但资金调动必须你们二位共管人同意，而且每周汇报，随时可查”，也勉强不再反对，只是反复叮嘱“千万小心”、“稳字当头”、“亏一点就跑，别贪”。
最终，家庭纾困基金监督小组以四票赞成、零票反对（二婶弃权，但表示不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古民的“可转债现金管理”试行方案。试行期初定三个月，投入金额上限为5万元，由古民具体操作，接受监督小组严格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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