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
“有数是有数了，可也更怕了呀！”对方叹气，“咱们这些人，本来就怕，经他这么一算，更不敢动了。听说他还让李姐去学什么美甲，先交好几千，李姐为这个在家里怄气呢。孩子是好心，但方法可能……太直了。”
更直接的冲击来自李姨本人。几天后，她再次联系母亲，语气已从抱怨转为隐隐的指责：“阿梅，我跟你说，我算想明白了。民子那套，是你们读书人玩的。我们这些人，没文化，没本钱，冒不起险。他那账算得再清，对我们没用！风险谁不知道？要是有钱有路子，谁愿意愁这个？他左一个风险右一个成本，说穿了，不就是觉得我们干啥啥不行吗？算了，我也不指望了，走一步看一步吧。”
母亲放下电话，又气又委屈，当晚便打给古民，声音带着压抑的激动和难过，将听到的流言和指责几乎原封不动地转述了一遍。“……她们怎么能这么说你？你熬夜查资料、算账，一分钱好处没有，就是为了帮她们看清路，怎么就成了‘瞧不起人’、‘泼冷水’了？李姐这话太伤人了！”
第四阶段：古民的认知分析与应对策略。
接到母亲电话时，古民正在整理学生会快递中心的周报。他安静地听完母亲的讲述，没有立刻反驳或安慰，而是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他感到一丝荒谬，但更多的是一种冰冷的清醒。这不是第一次遭遇“理性的尴尬”——在家庭资产负债表会议上，在劝阻老陈加盟时，都曾有过类似的、理性建议与情感期待冲突的时刻。但这一次，冲突来自家庭社交网络的外部，且带有道德指控的色彩。
他迅速启动分析：
1.流言本质：这不是对他个人的恶意中伤，而是信息接收方在认知失调下的心理防御机制。他将复杂、不确定、需要付出成本的现实选择（美甲需培训、摆摊有风险、保洁收入有上限）清晰地呈现出来，打破了她们“希望找到一个简单、轻松、快速、高收益解决方案”的幻想。当幻想破灭，挫败感和焦虑需要出口。将责任归咎于“提供坏消息的人”，比承认自身处境艰难、选择有限、必须付出代价，在心理上更容易承受。“瞧不起人”是一个现成的、有杀伤力的道德标签，可以巧妙地将“方案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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