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的抱怨声更清晰地传来：“……干了十几年，说不要就不要了，让我们去哪里找事做？”“孩子下学期的学费还没着落……”“去饭店洗碗都没人要我们这个年纪的……”
“各位阿姨，我是李梅的儿子古民。”古民提高了些音量，语气温和但清晰，“我听我妈说了，厂里可能有变动，大家心里都慌，这很正常。但现在光着急，解决不了问题。咱们能不能先稍微冷静一下，我问几个问题，咱们一起把情况理一理，行吗？”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些，只剩下细微的抽泣声。一个带着浓重鼻音的声音响起：“是民子啊……你妈常夸你懂事，有主意。你说，我们能咋办？”
“阿姨，第一个问题，厂里这个消息，是正式通知，还是大家在传？有没有说大概什么时候，裁多少人，有没有补偿？”古民问。他需要区分是“确定性风险”还是“不确定性恐慌”。
“还没正式说，是车间主任私下透的风，说老板在跟人谈卖设备，可能就这几个月。补偿……按以前走的，也就给几个月基本工资，杯水车薪。”另一个声音回答。
“好，那第二个问题，阿姨们除了在厂里做这个工，以前还做过别的吗？或者有没有想过，如果真离开了厂子，自己能干点什么？比如，会不会做小吃，会不会缝纫，会不会带孩子，或者有没有熟人介绍别的活？”古民引导她们从“失去工作”的恐惧，转向思考“我还能做什么”的可能性。这是风险应对的第一步：盘点自身剩余技能和资源。
电话那头陷入了短暂的沉默，然后是七嘴八舌的回答：
“我？就会看机器，做零件，别的不会啊。”
“我以前在饭店帮过厨，会包饺子，但年纪大了，站不住。”
“我娘家以前摆过小摊卖早餐……”
“我会踩缝纫机，但眼睛花了，做不了精细的。”
“我带孩子有经验，但去当保姆，人家嫌我没证，也不放心……”
“听说社区在招保洁，但工资低，还要抢。”
信息很零散，充满了自我否定和无力感。但古民迅速捕捉到几个关键词：帮厨、摆摊、缝纫、带孩子、保洁。这些是技能，是潜在的、可被重新组合和定位的“人力资本碎片”。
“阿姨们，我大概明白了。第三个问题，大家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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