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老头在CCU观察二十四小时后，生命体征平稳，转入心血管内科普通病房。手术成功，但急性心梗对身体机能的影响显著。他变得异常虚弱，面色灰败，往日那种懒散中透着锐利的眼神变得有些涣散，说话声音也低了不少。医生嘱咐需绝对卧床休息至少一周，密切监测，避免任何情绪激动和劳累。
秦丽芳向单位请了假，留在医院陪护。她丈夫在外地工作，儿子在读高中，主要照顾压力落在她一人身上。古民除了上课和处理学生会必要事务，其余时间几乎都泡在医院。他清楚，此刻的陪护不仅是人情回报，更可能是一个窗口，一个得以窥见秦老头那套“生存哲学”背后更真实、或许更惊人实相的窗口。秦老头不仅是老师，更是一个活生生的、刚刚经历生死考验的“样本”。
陪护是琐碎而具体的：协助秦丽芳扶秦老头起身、喝水、用便盆（初期不允许下床）；盯着输液瓶及时呼叫护士更换；记录每日的血压、心率数据；去食堂打饭；听医生查房时的嘱咐并帮助记忆；在秦丽芳疲惫时替换守夜。古民沉默地做着这些，观察着。
秦丽芳对父亲的经济状况知之甚少。她知道父亲是退休教师，有养老金，也似乎有些“炒股”之类的爱好，但具体有多少钱、怎么操作的，从不过问，也问不出。这次住院，父亲那张存了八万多的银行卡让她稍感安心，但后续治疗、康复、可能的后遗症，以及父亲未来独居生活是否需要请人照料，都让她忧心忡忡。她私下对古民叹气：“我爸这人，一辈子省，可这病一来，多少钱都不经花。他那点养老金，够不够以后吃药复查都难说。我这工作也不能老请假……”
古民没有接话，他知道秦丽芳更多是在宣泄焦虑。他注意到，转入普通病房后，秦老头虽然虚弱，但神志清醒后的第一件事，是让他从带来的那个旧行李袋内侧口袋里，取出一个用橡皮筋捆着的牛皮纸信封。信封很薄，但秦老头示意他收好，没多说。
几天后，秦老头精神稍好，能半坐着说些简短的话。秦丽芳回家取换洗衣物，病房里只剩下古民和秦老头。午后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在病房地面上投下明暗相间的条纹。监测仪的滴答声规律地响着。
“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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