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民判断，女方核心诉求仍是经济保障最大化，对“婚姻合伙经营”缺乏兴趣。
“建军哥，你怎么看？”古民问。
“她……还是想要房子。”建军神情黯淡。
“那你的底线呢？你愿意，而且有能力，独自承担一套只写她名字的房产吗？”古民追问。
建军摇头。
“那就需要再谈。或者，你可以提出一个替代方案。”古民说，“比如，签订一份经过公证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婚前财产协议，明确约定：若因女方过错导致离婚，她需返还部分彩礼；若婚姻持续满一定年限（如十年），或生育共同子女，则视为家庭共同财产的重要贡献，可考虑在房产权益上给予补偿。同时，明确她女儿的生活费你们共同承担的比例。把风险和责任绑在一起。”
这是更进阶、也更敏感的一步，涉及“股权”和“投票权”的划分。古民知道，这很可能触及对方真正的底线，引发激烈反应。但他认为，在女方如此强调“保障”的前提下，要求对等的“责任绑定”和“风险共担”，是公平的。
“这……这能行吗？会不会太……”建军犹豫。
“这取决于你想要的是什么。”古民平静地说，“如果你想要的是一个愿意和你共担风险、共同经营生活的伴侣，那这个协议就是试金石。如果她只想要一个无条件提供经济保障的‘宿主’，那这个协议就是分水岭。大姨，姨夫，建军哥，你们得决定，到底想要哪种婚姻。”
屋里的气氛再次凝固。大姨和姨夫对视，眼中是深深的忧虑。建军抱着头，陷入痛苦的挣扎。
古民知道，他已经把理性的框架和工具交给了他们。但最终的选择，尤其是涉及情感和人生重大抉择时，只能由当事人自己做出。他能做的，是确保他们在做选择时，尽可能看清所有的账——经济的账、风险的账、以及未来几十年人生质量的账。
他在“商业洞察日记”中记录下这次介入的初步情况，标题为“家族事务介入案例：表哥二次婚姻谈判的理性框架构建”。他分析了各方的生态位、需求、筹码，并评估了自己设计的谈判策略和协议工具的有效性。他预感到，接下来的谈判，无论是走向协议还是破裂，都将是一次对“理性”与“人情”、“算计”与“感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