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高额彩礼和新房，理由是“第一次婚姻失败，这次必须要有保障”，“不能委屈了孩子”，“建军是二婚，她也是吃亏的”。建军月收入约五千，除去开支所剩无几。大姨家老两口退休金微薄，还有个小儿子在读大学，根本无力支持。
“民子，你读过书，脑子活，你给看看，这事……还有没有缓？”大姨抹着眼泪，带着一丝最后的期望看向古民。显然，上次“Excel事件”虽然让古民背了“冷血”名声，但在大姨这类真正被现实逼到绝境的人眼里，他那套“算账”的能力，似乎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古民没有立刻回答。他先拿起那份手写的“要求”仔细看。内容直白而苛刻，几乎是一份单方面的“经济索取清单”，没有任何关于婚后共同生活、责任分担、甚至情感基础的描述。建军表哥在这件事里，完全处于被动和乞求的姿态。
他又看了一眼表哥。建军才三十出头，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眼神里有一种认命般的麻木，以及对“再次拥有家庭”的近乎偏执的渴望。这种渴望，或许源于社会压力、孤独感，或是对第一次失败婚姻的某种补偿心理，让他在这段明显不对等的关系中，失去了基本的议价能力。
“建军哥，你怎么想？”古民问。
建军抬起头，看了古民一眼，又低下头，声音嘶哑：“我……我喜欢她。她也对我不错。就是她家里……还有她，可能没安全感。我也理解。可是……我实在拿不出那么多。”
“你跟她谈过你的实际情况吗？包括收入、积蓄、家里的情况？”古民问。
“谈过。她说……她说可以一起努力。但彩礼和房子是底线，不然她家里不同意，她也怕以后……”建军的声音越来越低。
信息很清楚了。这不是一次平等的婚姻谈判，而是一次基于情感依赖和不安全感的、单向的经济压榨试探。女方（及其家庭）抓住了建军“急于成家”和“二婚自卑”的心理弱点，以及“带孩女性再婚市场价值可能被低估”的自我认知，提出了远超建军支付能力的条件，试图最大化自身经济利益。建军则因情感投入和“怕失去”的心态，陷入被动，甚至可能自我说服“对方的要求合理”。
“大姨，姨夫，建军哥，”古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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