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老师，我是这样想的。如果这个东西确实有价值，能帮到更多同学，就不应该只局限于我教的一两个学生。但靠我一个人，无论是精力还是权威性都不够。如果能得到您的指导，我们一起把它做成更规范、更成体系的材料，那么它可能从一个‘个人笔记’变成一份真正有价值的‘学习工具’。至于收益……如果真的有同学家长愿意为这样的工具付费，我觉得这也是对知识价值的一种认可。我们可以事先约定一个公平的分配方式，确保它不会影响正常的教学，也完全自愿购买。”
他回避了“卖”这个字，用了“为工具付费”、“知识价值认可”。同时再次强调“自愿”、“不影响教学”。
周老师沉默了片刻，手指轻轻敲着桌面。“古民，你的想法我能理解。你是个有心的孩子，成绩也好。不过，老师参与这种事情……比较敏感。学校有规定，老师不能向学生推销教辅资料，更不能强制购买。而且，你这东西，知识产权怎么算？万一以后有纠纷呢？”
“周老师，您考虑得很周全。”古民立刻回应，“关于学校规定，我非常清楚。所以我的设想是，这份材料完全由我个人出面处理，您只是作为‘指导老师’在学术上把关，不涉及任何销售行为。甚至，我们可以不通过学校渠道，只是在有需要的家长之间小范围流传，完全自愿。这样既发挥了材料的价值，也避免了您的任何风险。”
“至于知识产权，”古民继续，“我的想法是，内容是我们共同创作的成果，版权可以共同拥有。具体收益，按照贡献比例分配。您提供的是宝贵的指导、审核和权威背书，这部分的贡献巨大。我负责具体的编写、测试和后续维护。我们可以签订一个简单的协议，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收益分成比例。一切都摆在明面上，避免日后麻烦。”
“收益分成？你觉得多少比例合适？”周老师问，目光锐利起来。谈判进入了核心环节。
古民知道，不能直接抛出预设的70/30，那可能显得贪婪，低估了老师背书的巨大价值。他采用了“先肯定对方价值，再提出浮动空间”的策略。
“周老师，说实话，这个比例我没有资格单方面决定。这份材料如果真能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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