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锦江饭店出来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
上海的冬天阴冷潮湿，灰蒙蒙的天空压得很低。
老梁跟在陈才后面，脚步都是飘的。
直到上了伏尔加轿车的后座，他才猛地回过神来，一把攥住陈才的胳膊。
“厂长！咱们真拿到春交会名额了？”
“不是做梦吧？”
陈才拍开他的手。
“松手，你掐得我疼。”
老梁嘿嘿笑了两声，搓着手，满脸通红。
他在陈才手底下干了这么久，头一回在这种大场面上见识到什么叫“降维打击”。
那个上海无线电二厂的刘厂长，三千多人的大厂子，二十几个高级工程师，进去的时候鼻孔朝天。
出来的时候脸都是灰的。
“厂长，我看那个姓刘的走路都在打晃。”
“估计回去得写一礼拜的检讨。”
陈才靠在后座上闭着眼睛没接话。
他脑子里转的不是刘建国。
那个人已经不重要了。
他现在想的是五千台收音机。
一个月。
五千台。
这个数字摆在任何一个国营大厂面前都是硬仗。
更何况他的虹口木材厂满打满算不到五十个工人。
靠人力根本不可能完成。
但陈才不慌。
他的底气从来不在人力上。
“去虹口。”陈才睁开眼对前面的司机说。
司机应了一声，伏尔加拐上延安路朝东开去。
窗外的上海街头是属于七十年代的模样。
马路上跑的最多的是公共汽车和自行车，偶尔才能看到一辆吉普车或者上海牌轿车。
路边的梧桐树掉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在寒风里瑟缩着。
沿街的国营商店门口挂着“凭票供应”的白底红字牌子，窗户玻璃上贴着半张褪了色的年画。
几个穿蓝布棉袄的中年妇女提着竹篮排队买豆腐，搓着手跺着脚，嘴里呼出一团团白气。
一个骑二八大杠的邮递员摇着铃铛从车边飞过去，后座上捆着一摞扎得结结实实的信件包。
这就是1977年的大上海。
陈才看着窗外这些画面，心里反而比在会议室的时候更加清醒。
春交会的名额拿到了。
外商的订单拿到了。
轻工部的绿灯也拿到了。
但这些都只是敲门砖。
真正要把外汇赚到手，他得在一个月之内把五千台红星收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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