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齐国的二百万僧众，本身就是旧魏时代所遗留的历史问题，虽然随孝武帝入关中走了一批，但高欢高洋后来借助佛教造势，又增加了不少僧侣，实际上僧人的总体数量还是在二三百万之间。
至于为什么法上说僧尼应在五十万数内，则是因为这五十万乃是持有度牒、登记在官方册子上、国家承认其编制的正式僧人；
其余大量未被官方登记、逃避赋税徭役的私度僧，则遍布民野，占据了大多数，数量约在一百五十万到二百万之间，其中至少有三十万是青壮劳动力，而受到他们影响、逃避赋役的百姓，则更多出数倍。
北朝僧人私度的现象极为普遍，后期的魏廷也难以遏制，实际上邺都城中有挂靠单位的见住僧尼仅有八万，其余大多数是私度僧，而古代王朝对户籍的控制力不仅比现代薄弱，还要和各地豪强世家争夺流民归属，清查户籍就是动了他们的大蛋糕，更不用说在国家推崇佛教的情况下还要把手伸向有助于统治阶级的佛寺；
高澄辛苦数年，也才清查出六十万的隐匿人口，就这还被勋贵们唠了一辈子，幸好他这一辈子不长，二十九年就走完了，接班的高洋需要佛教给他镀金背书、认证佛王，靠法上等高僧为他建立高众生一等的神威，当然更不可能下令情理全国各地的私度僧。
因此僧人们习惯了皇权对他们的迁就和包容，上层政治的争斗再凶猛，也很难影响到齐国广阔领土上的诸僧，何况齐国立国的根基薄弱，需要宗教扶持，因此法上等人才敢在皇帝太子与太后诸王争斗的时候作壁上观，选择赢的一方下注。
然而正如佛教内部各自有不同的信仰，佛门也根据寺庙和地域，有着不同的宗派和理念，法上统帅东国僧众二十年，在地位崇高的同时，也受到挑战者的敌视，七帝寺、妙胜寺、云龙寺对于把合水寺从佛门盟主宝座上扯下来的事情十分感兴趣；
投注太子成功后，这些寺庙便在新势力中扎下根基，比如李才人就和妙胜寺关系密切、云龙寺的武僧随天策府军出征，七帝寺的僧人也常与文林馆士举办诗会，各寺皆开始活动，在新至尊的扶持下冲击合水寺的地位。
上不得新帝的欢心，下有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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