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俸料和办公杂费，得以渡过帝国建立统治初期的经济困难；
虽然最终也会使得百姓的负担加剧，但由此保障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使得朝廷能够提供给臣民秩序和保障，这总比乱糟糟的割据和经济导致政治混乱要好得多，属实是“两权相害取其轻”的做法。
然而它的本质就是高利贷，最终总要有人因此家破人亡，高殷知晓，但也只能权且忍让，也许是作为现代人，为数不多的良心因此作祟，让高殷放不开手在这方面赚大钱，拿出的本金也就小得多，造成的损害也小得多。
而这两年下来，高殷已经坐稳了位子，又通过经济改革为朝廷带来了足够的财政收入，这公廨本钱的经济属性就不够看了，按理来说，高殷便可以叫停公廨制度，避免继续迫害。
但作为一项存活到唐朝，乃至发扬光大的政策，公廨本钱的确有其可取之处。
对分摊到的某些部门来说，它可以合理合法地进行放贷，并吸引商人入仕，能大大扩充部门财力和人脉，自己的腰包也能装得鼓鼓囊囊的，从而使得部门运转顺畅，继而对实行这项政策的至尊充满感激，而这正是高殷所需要的；
同时，公廨典史主管相关事宜，而每个有分摊的衙署则又有捉钱令史，他们便能通过公廨钱进入到各衙署的部门经济中，表面是为衙署创收，实则有权力抽查复核部内账务，深入到各部门中，某种意义上已经是一个负责经济渗透与财政监察的审计部门了。
公廨本钱将利益与监察绑在一起，虽然仍十分粗糙，但继续培育下去，能够在未来成为高殷和后世齐帝探听各方衙署动向的情报网络，毕竟能让百官主动暴露财政秘密的，除了开战前的物资清点，便是利用公器赚取利益时的松懈。
如此一来，高殷不必另设耳目，他只需要握住本钱的源头，便能通过钱的流向大致掌握各部财政的虚实、官员的贪廉，继而掌握主要部门的经济动向，延伸到齐国上下官商勾结的隐秘网络中。
即便有衙署之人对捉钱令史等有所提防，但令史的背后可是他这位皇帝，只要略作请示，就有足够的权限进行大调查，统筹了各方情报的高殷作为枢纽，再命令不良人从其他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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