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前，需要一天休整。
林子里，火堆旁，顾行舟把压了三十年的账，翻给所有人听。
“低温纪启动前，”老人望着火，“站里不是铁板一块。论证会十一票赞成，一票反对——我那一票。可赞成的里头，也有后来反悔的。白处长，就是其中一个。还有个叫梁素的女工程师，当年管种子库，她投赞成，是因为信了‘保护性封存’的话，可低温纪一启动，她发现阈值错了，连夜写了一份修正报告，被‘桅杆’压了，人也被‘荣养’。”
“梁素现在呢？”孟姐问。
“死了。第三个冬天，种子库恒温暖管爆了，她下去抢修，再没上来。”顾行舟声音低，“她死前托人带话，说‘种子库两千一百万份，替活人留着，别替逝者锁着’。这句话，我记了三十年。”
孟姐眼圈红了，没说话，只把火拨了拨。赵大牛穿着拳，指节发白。
顾行舟又说起白处长：“他比我运气好，没被‘荣养’进玻璃柜，可也被架在中间——‘桅杆’用他管技术，又不信他。北山的事，他偷偷让执行组抗命，自己担了风险。”老人笑，笑里发苦，“我们这帮老东西，就剩这点骨气了——明知道拦不住，还拦；明知道会被忘，还记。”
陈默看着火，忽然懂了父亲当年为什么一遍遍递文书。不是因为文书有用，是因为“记着”本身，就是一种抵抗。当所有人都在假装春天会自己来，总得有人，把“春天不该是私产”这句话，一笔一笔，写下来，念出来，钉上去。
“顾工，”他轻声，“你那张反对票，和梁素的遗言，和白处长的工牌，该钉在一起。”
陈默听着，想起北山档案库那盏蓝灯。原来三十年里，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对着同一件事，不肯闭眼。
“陈海澜呢？”他问，“我爸，当年算哪边？”
“他不在论证会名单。”顾行舟说，“他是执行层工程师，没资格投票。可方案一下发，全站只有他一个人，把反对意见写成正式文书，一级一级往上递。”老人从怀里摸出一张泛黄的纸——不是原件，是他凭记忆重抄的，“我背得下来。他写：‘低温纪若是保护性封存，重启权必须归还全体，不得以任何名义私有。此条不立，封存即成囚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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