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声音说
“……你不能只在国家强大、一切顺遂时才说爱国。荣光时刻的誓言轻如鸿毛。真正的忠诚与勇气，是在它生病时、犯错时、暗淡无光时，依然选择留下来，为它医治，盼它好转，相信它能变得更好。”
“……这很难。比在战场上冲锋陷阵难得多。因为你要对抗的不仅是外敌，还有内部的顽疾、人心的惰性、历史的惯性，甚至是你自己的无力与怀疑。”
“……但总得有人留下来。总得有人点着灯，在黑暗里摸索着修补。即使知道可能徒劳，即使知道可能被后来者遗忘或嘲笑。”
那时克劳德不太理解。他来自一个不同的时代，对国家和民族有着更复杂、更疏离的看法。
他帮助特奥多琳德，更多是出于对那个具体的人的承诺，以及一种模糊的保护欲，而非对德意志帝国这个抽象概念的热爱。
但现在坐在这张椅子上，握着这枚印章，看着窗外这片土地上的灯火，他忽然有些明白了。
荣光之后的东西不是疲惫，不是权力，不是孤独。
是责任
对那个在柏林行宫里，为他搬回来的银发少女的责任
对那些将命运押在他身上的人的责任。
对汉斯·费舍尔那样，因为相信他能带来更好生活而铤而走险的普通人的责任
甚至是对格鲁纳瓦尔德森林里，那个在最后时刻或许想起自己也曾是个骑士的伯恩哈德的责任，不让他的悲剧，成为这个国家的常态
责任是安静的，它不像野心那样炽热，不像理想那样耀眼，不像爱情那样甜蜜。
它只是沉甸甸地压在那里，在你每一次呼吸时提醒你它的存在
艾森巴赫用一生理解了它，最终被它压垮。
现在，轮到他了。
克劳德伸出手，轻轻摩挲着那枚象牙印章。
他将印章握紧，然后缓缓松开，将它端端正正地放在书桌中央。
窗外，柏林的夜晚深邃而广阔。
千万盏灯火在黑暗中闪烁，工厂的汽笛隐约可闻，有轨电车叮当驶过，酒馆里传来模糊的欢歌。
荣光之后，唯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