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的教宗都延续了这一姿态。
他们失去了世代相传的、广袤的教宗国领土，被禁锢在梵蒂冈这弹丸之地。
虽然仍保有精神权威，但在世俗政治中影响力一落千丈。
意大利政府颁布的《保障法》单方面规定了教廷的权利，但圣座从未承认其合法性。
圣座在国际上派遣和接受使节的权利时受掣肘，参与国际会议的身份也暧昧不明。
每一次与意大利官方的接触，都需如履薄冰；每一次意大利国内激进的反教权声浪，都让枢机团寝食难安。
意大利王国，这个由加里波第、马志尼等异端和强盗建立的国家是插在圣座心脏上的一把刀，时刻提醒着教廷世俗权力的衰落与屈辱。
而德意志帝国尽管有新教普鲁士主导的问题，尽管有过文化斗争的不愉快，但它毕竟是欧洲大陆最强大、最稳定的天主教力量之一
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如果愿意在罗马问题上向梵蒂冈倾斜，哪怕只是暗示性的支撑，其分量都远超任何外交照会。
这或许是数十年来圣座从主要大国那里，所能得到的最有力的保证。
特蕾西娅的信是优雅的引荐与铺垫，强调了鲍尔的务实与可沟通。
鲍尔的信是赤裸裸的利益分析与政治提案。
两人一唱一和，将一条充满诱惑与荆棘的道路，铺展在了他的面前。
接受意味着与柏林结盟，意味着可能安抚帝国内部的天主教保守派换取教廷现实利益的巨大扩展，并获得一个对抗意大利的潜在强大支柱。
拒绝意味着固守传统，继续与巴伐利亚等地方势力站在一起，维持教廷在道德上的纯洁，但可能错过一个让教会影响力在德意志帝国核心圈重新扎根的契机，并继续在罗马问题上孤立无援，眼睁睁看着世俗化的浪潮不断侵蚀信仰的领地。
这位以保守、虔诚、关怀贫苦著称的教皇，此刻内心正经历着风暴。
他热爱教会的传统，警惕一切现代性对信仰的侵蚀。他颁布《反现代主义宣言》，就是要筑起堤坝。
但鲍尔提案中描绘的并非让教会向现代性投降，而是在承认现代民族国家现实的前提下，为教会争取最大限度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权利，甚至试图借助国家的力量，来抵御更危险的极端思潮和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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