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员在非正式场合的言论高度重合。”
“希塔菈女士认为这很可能不是自发抱怨，而是有组织的舆论铺垫。”
克劳德快速扫过那些摘要。果然，熟悉的套路。
将复杂的系统性危机简化为政府vs市场的二元对立，将必要的干预措施污名化为粗暴掠夺，将自己经营不善或投机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外因，将自己包装成自由企业家精神和底层就业创造者的悲情代表。
“有没有具体点名的人物或企业案例？”克劳德问。
“有。出现频率较高的有几个名字”
“比如汉堡的北海贸易公司前老板里希特；法兰克福的莱茵金属加工厂原所有者施密特；还有柏林本地的市布料厂的厂长弗里德里希。”
“这几个人在危机中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后，活动似乎比较频繁，经常出现在相关的行业聚会和沙龙上。”
克劳德在记忆里搜索着这些名字。
有些印象，都是在当时债务窟窿巨大、经营完全瘫痪，若非四大银行接手立刻就会引发连锁违约和失业的企业。
那个北海贸易公司似乎还涉及一笔糊涂的远东投机生意，亏空了本就不多的流动资金。
“他们的现状呢？拿到补偿后，生活无虞吧？”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至少在物质上他们远谈不上窘迫。”
“里希特在汉堡的庄园据说刚刚翻新了马厩；施密特在法兰克福的宅邸今夏举办过两场规模不小的沙龙；弗里德里希的儿子据说完成了在瑞士的学业，最近回到了柏林。”
“也就是说，总署和四大银行的处理至少让他们保住了体面的生活，避免了破产清算后可能面临的诉讼甚至牢狱之灾。”
“而现在他们用这份体面作本钱，尝试在舆论场上找回场子，或者……讨要更多。”
“他们想要什么？真的以为靠几篇文章，就能让总署和四大银行把吞下去的企业吐出来？还是指望议会迫于压力，通过什么法案补偿他们的损失？”
“目前看直接要回企业的可能性不大。他们的诉求可能更侧重于制造舆论压力，迫使总署在未来类似事务上更加谨慎，试图在制度层面限制总署，也有可能是想要一些订单关照和经济补偿之类的”
“补偿？关照？他们是不是忘了，他们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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