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条件可以谈，阁下。”克劳德毫不退让，“国家注资或贷款，可以换取一部分股权，或者转化为可赎回的优先债券。工厂必须接受总署派驻的‘生产协调员’或‘国家监理’，确保资金用于恢复生产和支付工资，而非被股东抽逃。同时，国家以‘稳定就业和保障基本物资供应’为由，向这些工厂下达长期、稳定的生产订单”
“比如，以工代赈工程所需的水泥、钢筋、砖瓦、工具、工人服装；比如，未来可能建设的公共住房所需建材；甚至包括军队的部分被服、装具订单。用国家订单，来激活工厂，养活工人。”
艾森巴赫沉默地抽着雪茄，过了一会才接话
“这相当于国家干预市场，甚至可以说是……某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如某些人会攻击的，爬行的社会主义。”
“这会触动太多人的利益。那些经营尚可的大企业会尖叫，说这是不公平竞争，是用纳税人的钱去补贴失败者。那些保守派议员会抨击我们破坏经济自由原则，是走向波拿巴主义甚至更糟。教会可能也会发出不赞同的声音。”
“那么，袖手旁观，坐视工厂倒闭、工人暴动、社会秩序崩溃，就是更好的选择吗，阁下？”
“伦敦的教训就在眼前。当人们失去一切，任何主义，无论是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布尔什维克主义，都比饿死的自由更有吸引力。自由市场的神话，在恐慌蔓延、银行挤兑、工厂倒闭的时候，已经破产了。”
“是您，阁下，下令军队进驻柏林，设立了熔断机制。您比任何人都清楚，有时候，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手段。现在，就是非常时期。”
艾森巴赫何尝不知？他亲眼看到了恐慌是如何像瘟疫一样蔓延，眼睁睁看着繁荣的表象在几天内土崩瓦解。他那套维护秩序的铁腕，本身就建立在暂时搁置某些“原则”的基础上。
“你说的对，鲍尔。”良久，艾森巴赫才回答，“非常时期……我们已经身处非常时期。伦敦的炮声提醒我们，深渊并不遥远。”
“但是，我们不能走得太快，也不能显得过于……激进。你的计划，核心是用国家力量和资源，去稳定关键产业和就业，这我同意。但具体做法，必须更……巧妙，更‘普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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