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危险的‘通敌’？！”
“可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掌控着报纸，可以颠倒黑白；他们拥有律师，可以钻法律的空子；他们结交权贵，可以影响视听。所以，没人说他们‘通敌’，没人说他们‘叛国’。他们依然是体面的‘工业家’、‘银行家’、‘爱国商人’！”
“而我，一个没有他们那样的万贯家财，没有他们那样的显赫人脉，只是因为写了几篇说了点实话的文章，因为去了趟巴黎带回了敌人正在磨刀的消息，因为呼吁大家警惕这些内部的蛀虫和真正的威胁”
“我就成了可疑分子？我就被质疑通敌？”
“这公平吗？！这合理吗？！”
“这他妈的是哪门子的道理？！”
最后一句，他几乎是吼出来的，彻底引爆了台下所有年轻军官的情绪。
“不公平！！！”
“狗屁道理！”
“那些吸血鬼才该被审问！”
“鲍尔先生，我们支持你！”
声浪几乎要掀翻屋顶。许多军官激动地挥舞着拳头，脸色通红。
克劳德的这番话，完美地将他们阶级的傲慢、职业的荣誉感、以及对现状的不满，熔铸成了一柄锋利的、指向明确的情感与政治武器。
“那么，我们再退一步说。”
“有人说，要平等，要民主。要让工人上台，要让农民说话。好，我们姑且不论这本身对不对，是否适合德意志的国情与传统。”
“我们就假设，工人和农民，真的获得了治理国家的权力。他们上台后，第一件事会想什么？会做什么？”
“工人会想：太好了，终于不用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了！能不能只工作八小时？工资能不能再高一点？工厂的条件能不能再好一点？那些讨厌的工头和经理，能不能滚蛋？”
“农民会想：太好了，地租能不能再低一点？税收能不能再少一点？我的土地能不能再多一点？那些高高在上的容克老爷，能不能别再来指手画脚？”
“他们有错吗？从他们自身的立场看，没有。想过得好一点，轻松一点，这是人之常情，他们没做错什么！”
“他们有他们的诉求，因为他们毕竟和我们立场不同，利益不一样，所以在我们看来他们说的东西离经叛道。但请大家想清楚一点”
“工人的家，在德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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