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的北京，天黑得早，路灯已经亮了。吉普车沿着长安街往东开，方天朔透过车窗往外看——马路两旁的梧桐树光秃秃的，但人行道上人来人往，裹着棉袄的行人脚步匆匆。路边有几处工地，脚手架搭得老高，工人们在灯光下还在干活。
新中国成立才一年多。百废待兴。
到处都在建设——修路的、盖楼的、拉电线的。虽然是冬天，虽然天已经黑了，但整个城市散发着一种热气腾腾的劲头。
方天朔看着窗外，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慨。
前世的他，1975年从西安调回北京，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年。那时候的长安街宽阔得能并排跑十辆车，两侧是摩天大楼和霓虹灯。但那个北京——繁华是繁华——却少了一种东西。
一种从骨子里往外冒的、不可遏制的、“我们要把这个国家从废墟上建起来”的劲头。
一九五〇年的北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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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普车停在三野办事处门口。一座灰砖的四合院，门口挂着一块不起眼的牌子。
参谋把方天朔和李福远领到了会客厅，让他们坐着等一会儿。给每人倒了一杯热茶——搪瓷杯，茉莉花茶，热气氤氲。
方天朔端着茶杯坐在沙发上，李福远坐在旁边的椅子上。
会客厅的隔壁就是粟总的临时办公室。门关着，但隔音不好——里面的说话声隐隐约约地传了出来。
方天朔本来没打算听。但那个声音太熟悉了——是赵副政委。
“……他这个年龄，放到这么高的位置上，怕是难服众。”
方天朔端着茶杯的手顿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