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些指控，有根据吗？”
王建国冷静地问。
“放屁！全是放屁！”
吕朝阳气得浑身发抖，眼圈都红了，“我吕朝阳这辈子，不敢说有多大功劳，可我对得起厂里！生活作风？我跟那女会计就是正常上下级关系，她男人我还认识！安排亲戚？我小舅子是在厂里开车，那是正经招工进来的，开了十几年车了！阻挠批判？我……我只是觉得，有些会开得太频繁，影响生产，说过两句要注意劳逸结合……这……这怎么就成了打压积极分子了？！”
他的辩解充满了委屈和愤怒，但在王建国听来，却透着一股深切的悲哀。
在这个运动当头的年代，很多莫须有的罪名，根本不需要确凿证据，只需要有人反映，有嫌疑，就足以构成巨大的压力，甚至成为定罪的依据。
尤其是资产阶级出身、海外关系、政治立场模糊这些帽子，一旦被有心人扣上并揪住不放，几乎是致命的。
“递材料的人，心里有数吗？”
王建国问。
吕朝阳颓然地摇摇头，眼神黯淡：
“能有谁？厂里就那么些人……想当厂长的，看我不顺眼的，或者……或者就是觉得我碍事的。许大茂在轧钢厂搞刘海中那一套，现在不少人学会了。建国，你是不知道，现在厂里那气氛……表面上还干活，背地里，多少人眼睛盯着我，等着我出错，等着踩着我往上爬啊！”
他双手捂住脸，肩膀耸动，发出压抑的、痛苦的呜咽：
“我真是……真是没想到啊！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没日没夜，厂子从灾后一片废墟到现在勉强恢复生产，我没功劳也有苦劳吧？怎么就成了……成了革命对象了？李启德才倒几天？这风……这风怎么就刮到我头上来了？！”
王建国默默地看着眼前这个瞬间苍老了十岁的男人，心里五味杂陈。
吕朝阳说的，绝非危言耸听。
他自己在部里，在四合院，都已经清晰地感受到了这股风的凛冽与无情。
李启德的倒台，许大茂的成功，无疑给无数心怀叵测或急于进步的人，树立了一个生动的榜样，也极大地刺激了基层单位内部的斗争气氛。
厂长、书记这些曾经握有一定权力的位置，在当下，反而成了高危的火山口。
有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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