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估了戴司长的决心，也低估了运动在特定时期的“威力”。
回复报告呈送上去不到十天，七月底的一个下午，两辆挂着京城牌照的吉普车，径直开进了指挥部大院。
车上下来五六个人，为首的是部里“肃反”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姓赵，面孔生疏，表情严肃，带着两名记录员和两名随行干部。
他们直接找到了王建国，出示了盖着部里大红印章的介绍信和一份名单。
“王建国同志，根据部‘肃反’领导小组决定，现需对刘守一、陈经纬、张铁毡、王士铿、孙明远、郭建功等六位同志的历史问题，进行进一步的集中审查核实。请通知他们，立即交接手头工作，随我们前往指定地点接受谈话。”
赵副主任的声音平板，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王建国脑子里“嗡”的一声，最坏的情况还是发生了！他强自镇定，试图做最后的争取：“赵主任，这几位同志都是我们项目不可或缺的技术骨干，尤其是刘守一和陈经纬，目前生产线和新建项目正在关键期，能不能……能不能考虑让他们在指挥部接受谈话，或者分批进行，尽量减少对生产的影响？他们的现实表现材料，我们已经详细上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