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到后世是严重挑衅劳动法和刑法的存在，但是在大唐，这就是种纯粹的慈善行为。
好坏都是对比出来的。
相较于外面那些地主豪绅对百姓的压榨，以及天灾人祸带来的朝不保夕，楚王府给出的待遇简直好的不能再好了。
无他，在这时候的人看来，投献是一种很正常的事情。
投献到世家豪族名下，就是世世代代给人当牛做马，除了相对稳定，没有任何出路，但依旧有大批的百姓选择放弃户籍，成为士族门阀统治的逃民隐户。
吃人的封建社会可不是形容词，哪怕是在强盛的唐朝，贞观之治的盛世之初，百姓仍然是任人宰割的鱼肉。
历史上的记载是一回事，亲眼所见又是另一回事。
这种事情李宽见过太多了，一路南下走过来，途经各地，所遇豪族手中哪个不是豢养着大批的脱籍人口来牟利？
不然，隋末的八百九十万户户籍人口为什么会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变成唐初的不到一百八十万户？
即便是到相对稳定的贞观七年底，朝廷能统计到的户籍人口也不过两百六十万户。
是战乱死的人太多？还是说大唐立国十几年，户籍人口就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
都不对。
隋末的战乱固然让人口损失惨重，但绝对不会一下子减少八成。
大唐的人口恢复很快，也绝不可能用十几年时间就增加八十万户。
户籍人口的骤减和骤升，关键在户籍两个字上，也出在官方的统计方式上。
户籍人口不代表真实的人口数量。
朝廷统计户籍人口时，施行良贱并立，分为编户良民和非编户贱民，采取从下向上的人口统计方式，这就导致人口统计过程中的漏洞很多，地方官员往往与豪族门阀勾结，故意大量隐瞒人口，隐瞒下来的人口就成了地方官员和豪族门阀攫取利益的工具。
如果按照岳州和关中地区的人口情况算，李宽预计大唐的人口规模应该不低于三千万才对，这个数量和朝廷统计到的户籍人口之间相差一倍还多。
换句话说，大半的平民百姓为了躲避战乱、赋税、徭役，或主动或被动的放弃了户籍，成为依附于地方豪族势力的逃户隐户。
李醒带回来的两千多水匪，便多是逃亡山泽的失地农民。
像他们这样的情况，在大唐非常普遍。
李宽接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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