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在积聚勇气说出下面的话：“现在看来，我们的组织考察工作，可能确实存在不够深入、不够全面、流于形式的问题啊！如果当时我们能把工作做得再细一些，考察范围再广一些，把他家属的情况、社会关系、经商行为也纳入必要的了解范围……或许，今天这个令省委被动、令组织蒙羞的局面，就能够避免！”
这番话，字字锥心，句句见血。
李达康不仅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他当初就明确“保留意见”，只是出于党性“服从集体决定”——更把“组织考察不到位”这个沉甸甸的责任，巧妙地推给了整个常委会的决策过程，尤其是推给了最终拍板并极力推动此事的沙瑞金。
高育良恰到好处地接过了话头，他的声音不像李达康那样充满情绪，显得更为理性和克制，但同样分量十足。
“达康书记的反思，值得我们所有人深思。”高育良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镜片后的目光显得严肃而沉重，“坦率地说，当时在会上，我对于在短时间内、以破格方式提拔一位背负过处分的干部，同样持保留态度，也明确表达了需要更加审慎的意见。”
他看向沙瑞金，语气诚恳，带着一种对组织负责的态度：“瑞金书记，现在事情发生了，我们作为常委班子，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建议，立即责成办公厅，将上次研究易学习同志提拔事宜的常委会完整会议记录，以及所有相关的考察材料、讨论过程纪要，全部重新整理、核实，形成一套清晰、完整、经得起检验的档案。”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的其他常委：“这套档案，不仅要能对我们班子内部有一个清楚的交代，更要随时准备接受中央专案组的调阅和审查。我们要展现出汉东省委面对问题不回避、面对错误不推诿、坚决配合中央调查的鲜明态度和彻底反思的决心。”
这一手，比李达康的“痛心疾首”更狠、更绝。
整理并封存会议记录，就意味着要把沙瑞金如何在会上力排众议、如何强调“打破常规”、“敢于用人”、如何最终推动通过易学习提拔决定的全过程，白纸黑字、毫无修饰地固化下来，成为随时可以查阅的“证据”。届时，无论是谁来调查，这份记录都将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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