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各国的外债高企、汇率制度脆弱，很可能成为先被攻破的堡垒，这正是抄底的绝佳时机。”
接下来的一个月，周瑾几乎是以书桌为床。白日里，他对着父亲核实后的金融数据反复演算，将恒生指数成分股按行业分类，标注出抗风险能力强的优质标的；深夜里，他在沈明远提供的国际案例基础上，推演港元联系汇率制度的漏洞——当市场出现贬值预期时，香江金管局为维持汇率稳定，必须卖出美元、买入港元，这会导致市场流动性收紧，利率飙升，进而引发股市崩盘，形成“汇率-股市”的恶性循环。他在报告第二部分明确预判：“危机爆发的时间窗口大概率在1997年7月香江回归后3-6个月，国际资本将先引爆东南亚金融危机，再集中火力攻击香江。”
报告的核心创新之处，在于第四部分“战略抄底计划”。周瑾在灯下反复修改这一部分，笔尖划过纸面沙沙作响：“建议成立‘华信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注册地选择开曼群岛，股权结构通过三层信托嵌套隐藏国资背景，由财政部、央行划拨50亿元初始资金（折合6.2亿美元，从外汇储备中列支），由国安系统负责背景审查与风险防控，经济部门统筹投资决策。”他详细列明了抄底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96年下半年-1997年上半年），趁东南亚经济尚未崩盘，低调收购印尼的镍矿、马来西亚的港口股权、泰国的优质制造业企业；第二阶段（1998年香江金融战期间），在港股、楼市暴跌时，吸纳香江的商业地产、银行股权及公用事业资产。“这些资产不仅能为国家带来巨额经济回报，更能在战略层面掌握东南亚的资源通道与香江的经济命脉，壮大国家实力。”周瑾在报告中写下这段结语，笔尖重重一顿。
五月底，当最后一页报告的落款日期“1996年5月30日”落下时，窗外已是晨光熹微。近600页的报告装订成册，封面用烫金字体印着《香江回归后金融风险预警与实战应对方案》，扉页上写着“谨呈中央决策层”。报告的每一页都标注着详实的数据来源，从国家计委的内部统计到香江联交所的公开数据，从沈明远提供的国际案例到周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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