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发被汗和血凝成一绺一绺的，脸上黑一道白一道，只有眼白是白的。
“把剩下的手榴弹都集中到这里来。”沈砚之指着豁口，“还有那两挺机枪。”
“两挺？”程振邦说，“有一挺被炮弹炸坏了，枪管弯了，马文才正在修。”
“那就一挺。”沈砚之说，“架在豁口正对面，用沙袋垒一个掩体。”
程振邦看了看那道豁口，又看了看沈砚之。他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他跟沈砚之搭档这么多年，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该闭嘴。
一炷香的时间后，豁口内侧垒起了一道半圆形的沙袋工事。那挺仅剩的机枪架在正中间，枪口对准豁口，像一个孤零零的哨兵。机枪手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兵，河北口音，姓杨，大家都叫他小杨子。他的额头上缠着绷带，绷带上渗出一块暗红色的血渍。
“怕不怕？”沈砚之问他。
小杨子抬起头，嘴唇哆嗦了一下。“怕。”他说。
“怕就对了。怕就不会逞能。”沈砚之蹲下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记住了，不要打连发。等他们爬进来，一个一个点。打胸口，不打脑袋。节省子弹。”
小杨子用力点了点头。
沈砚之站起来，对着豁口外面看了一会儿。护城河对岸的北洋军阵地上，人影绰绰，正在集结。炮声停了——这是最后的沉默，像一个人深吸一口气，然后猛地吐出来。
“他们要来了。”程振邦说。
“我知道。”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沈砚之转过头，看着程振邦。他们认识十七年了。十七年前，两个年轻人在山海关的雪夜里对天盟誓，说要推翻这个腐朽的朝廷。那时候他们以为革命只需要热血和勇气。后来才知道，革命需要比热血更多的东西——需要耐心，需要忍耐，需要在最绝望的时候还能站着。
“没话说了。”沈砚之说，“打吧。”
炮击开始了。
这一次不是零零散散的试射，而是齐射。至少十二门大炮同时开火，炮弹像冰雹一样砸在城墙上。爆炸声震耳欲聋，整个世界都在摇晃。砖石碎片在空中飞溅，硝烟浓得呛人，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听见爆炸声和城墙垮塌的轰隆声。
沈砚之趴在沙袋后面，双手捂着耳朵，嘴巴张着。有人教过他，炮击的时候张嘴可以保护耳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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