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碗面，他吃完面把碗一推，说‘走了’，然后就走了。那碗面还冒着热气。后来他死在战场上，我给他收尸的时候他脸上还挂着笑，好像只是睡着了，做的梦里有山海关的城楼和我娘煮的面。我有时候想，他到底怕不怕？他怕不怕自己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改变？”
程振邦沉默了一会儿，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拍了拍沈砚之的肩膀。
“你爹不怕。”他说，“他死的时候你在旁边。你活着，他就不怕。你活着，他就不算白死。”
沈砚之的喉结动了一下。他没有哭，但他的眼睛在月光下湿了一层，亮晶晶的，像是夜露落在了冷杉的针叶上。过了很久他点了点头，然后又点了一次。
“进去吧，”他说，“明天还要选校址。”
西南讲武堂的校址选在了昆明北郊一座废弃的清军营房。营房是光绪年间建的，后来清廷撤了这里的驻军，房子就空了下来，屋顶塌了好几处，院墙被附近的老百姓拆了砖去垒猪圈，操场上长满了半人高的野草，风吹过去像一片荒原上的绿色波浪。
沈砚之站在操场正中间，拿着图纸对程振邦说：“这里，一排六间教室。后面两排做宿舍。东边建操场和射击场，西边修马厩和器械库。大门朝南，门楣上刻四个字——明耻教战。”
“明耻教战。”程振邦重复了一遍，“这个校训够硬。”
“不是校训。”沈砚之收起图纸，“是座右铭。校训是另外八个字。”
“哪八个？”
“‘文武兼修，爱国为民。’”
程振邦把这八个字在嘴里念了两遍，点头：“好。比那些文绉绉的实在。”
开学典礼定在腊月初八。
那天早晨昆明天上飘了一层薄薄的霜，操场上站着一百三十七名第一期学员。这些学员来自五湖四海：有护国军里选送来的优秀士兵，有西南各县保送来的农家子弟，有从沦陷区徒步千里来投军的流亡学生，还有十多个从南洋归国参加革命的华侨青年。年龄最大的三十四岁，已经当了两年的排长；年龄最小的十七岁，个子还没枪杆高，报到那天登记处的军官反复问了他三遍“你确定要参军”。有穿灰布军装的，有穿打补丁的学生装的，还有穿土布褂子的，五花八门，站在一起却齐刷刷地挺着胸膛，像一片刚栽下去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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