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扮成佃户，有的混进码头当苦力，有的干脆躲在地窖里不见天日。这些人跟着他吃了太多的苦，二次革命失败后，很多人被打散了，有的逃回了老家，有的被抓去砍了头，剩下这些是铁了心跟他走到黑的。
他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铁柱，”沈砚之转过身，目光沉静得像结了冰的滦河，“你去把张先生请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商。”
张先生大名叫张慕陶，四十五岁，前清举人出身，早年留学日本时加入了同盟会，是老资格的党人。二次革命时他在天津负责联络工作，革命失败后本来已经脱离了组织，在滦州城里开了一间私塾聊以糊口。但沈砚之到了滦州之后，这位老夫子二话不说，关了私塾，重新拾起了当年的老本行，替沈砚之四方打探消息、联络各方势力。
一个时辰之后，张慕陶裹着一件旧棉袍，骑着一头瘦驴赶到了砖窑。他从驴背上跳下来，第一件事就是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报纸，递给沈砚之。
“你看这个。”
沈砚之接过报纸，就着窑口的火光展开。那是一份天津出版的《益世报》，头版头条用粗大的铅字印着一行标题——“蔡锷护国军攻入川境，北洋军数万迎战”。
“蔡锷已经打进四川了，”张慕陶急促地说，胡须上还挂着呼吸凝结的白霜，“袁世凯从直隶调走了三个混成旅南下增援，现在滦州、唐山、秦皇岛这一带的驻防空虚得很。我打探清楚了，滦州城里只驻扎着北洋陆军第七师的一个团，团长叫武占魁，是个刚从军校毕业没两年的生瓜蛋子，手底下连军官带士兵满打满算不到一千五百人。”
“武占魁？”沈砚之眉头一挑，“这个名字我听过。他是段祺瑞的门生，去年才从保定军校调过来的。”
“对，就是他。”张慕陶点头，“此人志大才疏，仗着段祺瑞的关系在军中横行霸道，对地方百姓搜刮得厉害，滦州城里民怨沸腾。而且，他那个团的军纪极差，当兵的白天在街上调戏妇女，晚上翻墙入户偷鸡摸狗，老百姓恨得牙痒痒，就是敢怒不敢言。”
沈砚之把报纸还给张慕陶，沉默了片刻，忽然问了一句：“滦州城里的巡警局有多少人？”
“巡警局？”张慕陶一愣，随即答道，“大概百十号人，都是些地痞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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