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六年（1917年）冬，天津，大雪。
纷纷扬扬的雪花，将这座九河下梢的城市装点得银装素裹，却也掩盖不住空气中弥漫的肃杀之气。直隶全省警务处处长兼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刚刚签发了一道措辞严厉的命令：鉴于“赤化分子”活动猖獗，即日起全城戒严，军警可随时搜查“可疑”场所，格杀勿论。
这道命令，像一块巨石砸进了本就不平静的池塘，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至每一个角落。
法租界“济世堂”中药铺的后院，门窗紧闭，厚重的棉布窗帘隔绝了外面的风雪和窥探。屋内，一盏煤油灯跳跃着昏黄的光芒，映照着沈砚之凝重的脸庞。
他面前的桌子上，摊开着一张天津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做了许多标记。红色代表军警岗哨和搜查过的地点，蓝色则是国民党北方支部的联络点和潜在的安全屋。短短三天，红色的标记就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几乎将蓝色的标记吞噬殆尽。
“刘云生被关在哪儿？”沈砚之的声音有些沙哑，连日来的奔波和焦虑让他眼窝深陷，但眼神却锐利如鹰。
“侦缉队队部后面的牢房，看守很严。”石敢当低声汇报，他刚刚从一个在侦缉队当差的远房亲戚那里得到的消息，“听说是‘笑面虎’刘麻子亲自审讯，用了‘坐老虎凳’的刑罚，云生兄弟……骨头很硬，什么都没说。”
沈砚之的拳头猛地攥紧，指节捏得发白。刘云生，那个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时，曾与他激烈辩论过“革命是否需要通过流血来实现”的热血青年，此刻正躺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忍受着非人的折磨。
“我们不能坐视不管。”沈砚之站起身，在狭小的空间里踱步，“云生是我们的同志，更是革命的火种。他若有个三长两短，不仅是损失，更是对我们所有人生存的嘲讽。”
“可是师长，”石敢当面露难色，“现在满大街都是军警，刘麻子的侦缉队像疯狗一样到处乱窜。我们上次设的那个局，虽然迷惑了他们一阵子，但现在看来，他们是把所有怀疑都集中到了我们身上。这时候去救人，无异于以卵击石。”
沈砚之停下脚步，目光落在地图上那个代表着侦缉队队部的红叉上。那是一座位于日租界和老城区交界处的三层砖楼，结构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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