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但他留下的种子不能丢。”孙中山叹息道，“尤其是那个叫石敢当的营长，此人忠勇有余，但性情刚烈，你要好生引导，莫要让他再做无谓的牺牲。”
“晚生明白。石敢当对程公忠心耿耿，现已隐姓埋名在天津卫拉洋车，时刻等待着召唤。”沈砚之汇报道。
谈话间，孙中山多次提到“中华革命党”的筹备细节，强调入党必须宣誓“服从总理一人”，这引起了沈砚之内心的一丝波澜，但他并未当场提出异议，只是默默记下。
夜深了，秋风透过窗棂的缝隙钻进来，吹得烛火摇曳不定。
“遁初，”孙中山忽然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柔和了些，“此次回京，凶险万分。你不仅要面对敌人的明枪暗箭，还要防备内部的猜忌倾轧。革命，有时候比的不是谁更能打仗，而是谁更能忍，谁更能熬。”
沈砚之端起早已凉透的酒杯，一饮而尽，苦涩的滋味在喉间蔓延开来：“晚生省得。为革命计，个人生死荣辱，早已置之度外。”
“很好。”孙中山拍了拍他的肩膀，“明日一早，宫崎先生会派人送你离开横滨港。记住，你不再是山海关的那个沈将军，也不是流亡的沈砚之，你是‘沈遁初’，一个怀揣着复兴中华梦想的留学生。等你到了天津，会有新的接头方式。”
“是！”
次日清晨，横滨港薄雾弥漫。
一艘悬挂着英国国旗的货轮“海鸥号”正在装载货物。沈砚之穿着一身西式的学生装，戴着金丝眼镜，提着一个普通的皮箱，混在送行的亲友中，悄然登上了轮船。
站在甲板上，看着逐渐远去的东京湾，沈砚之的心中并无半分归乡的喜悦，反而充满了决战前的凝重。他知道，此去关山万重，等待他的将是比战场更为凶险的暗战。
十日后，天津法租界。
秋日的海河泛着浑浊的波浪，两岸的西洋建筑在夕阳下投下长长的阴影。一辆黄包车在一条僻静的巷口停下，拉车的是一个皮肤黝黑、身材魁梧的汉子，正是石敢当。
“先生，到了。”石敢当操着一口地道的天津话，头也不抬地说道。
沈砚之付了车钱，提起皮箱，走进了巷子里一幢不起眼的二层小楼。这里是国民党北方支部的秘密联络点，对外挂着“济世堂”中药铺的招牌。
推开后院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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