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
叙永城不大，从土地庙到关帝庙也就两里路，中间要穿过一条被炮弹炸塌了半边的老街。街两边的铺子全关着门，有几家的门板被卸下来做了伤兵的担架，门框上还留着干涸的血手印。只有一家卖抄手的铺子还开着，老板蹲在门口择菜，看见沈砚之走过来，眼皮都没抬一下。
沈砚之从他面前经过的时候，老板忽然低声说了一句：“庙里有五个人，两个带了短枪。”
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但沈砚之听得很清楚。他没有停留，脚步也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右手不自觉地在大腿外侧轻轻扣了三下——这是他和程振邦约定的暗号，意思是“情况有变，等我信”。
关帝庙在叙永东街的尽头，庙门前的石狮子被炮弹炸掉了半个脑袋，露出的石茬子上落了一层灰。庙里倒是打扫得干净，正殿里供着关公的泥塑像，青龙偃月刀斜指殿外，刀尖上挂了一个不知是谁系上去的平安结。
刘存厚坐在正殿旁边的偏厅里，面前摆着一套紫砂茶具，水已经烧开了，壶嘴里往外冒着白汽。他身旁坐着两个穿着长衫的中年人，一个戴金丝眼镜，一个留八字胡，两人的坐姿都带着成都官场上特有的矜持——背不靠椅背，手不离膝盖，像是在随时准备站起来述职或者逃跑。
还有两个穿短褂的年轻人，果然带了短枪，一左一右站在偏厅门口。他们看沈砚之的眼神很客气，但手指一直没离开过腰间。
“老沈，来来来，给你介绍两位省城来的李特派员和郭秘书长。”刘存厚站起来招呼，脸上的笑容比上次打仗分战利品时还要热情三分，“两位先生专程从成都赶来，给我们送来了督军的亲笔信。”
沈砚之走进偏厅，对两位“省城来的先生”行了个军礼。礼数周全，态度却不卑不亢，一看就是南方革命军出来的作风，软中带硬，客套里藏着底线。
戴金丝眼镜的李特派员上下打量了沈砚之一遍，目光在他的肩章上多停了一瞬。那对肩章是北洋军的制式，但沈砚之的肩膀宽，撑起来比北洋的人多了一股说不出是哪儿不对的劲儿。李特派员大约也想不出来，只觉得这位姓沈的营长走路和别人不太一样——脚步重，但重心稳，像是随时都在踩刹车的马。
“沈营长年轻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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