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的秋天，比山海关来得温柔。
沈砚之站在神田区一栋木造公寓的走廊上，手里端着一杯已经凉了的茶，看着对面屋顶上一只花猫慢悠悠地走过。猫的脚步很轻，尾巴竖得笔直，像是一个巡视领地的将军。他看着那只猫，忽然想起山海关城墙上那些野猫，冬天的时候缩在垛口后面，耳朵被冻得发红，但眼睛还是亮的。
到这里已经两个多月了。
两个多月，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刚来的时候连电车都不会坐，站台上的人来来往往，他站在那里，手里攥着那张皱巴巴的地址条，感觉自己像个刚从乡下来的老头。现在好歹认得几个路牌了，知道从住处到黄兴寓所怎么走，知道哪家店的咸菜最便宜，知道深夜便利店里的饭团会打折。
但他还是不太习惯这里的安静。不是声音上的安静——东京比山海关吵多了，电车、人声、广播，从早到晚不停。是一种骨子里的安静。走在街上，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知道他是那个率部攻破山海关的沈砚之，没有人知道他的队伍在冀辽平原上打过多少仗，死了多少人。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穿着不合身的西装，日语说得磕磕巴巴，走在东京的街上，跟千千万万个流亡者一模一样。
走廊那头传来脚步声。陈英端着一个搪瓷盆走过来，盆里泡着几件衣服，水从盆沿晃出来，在木地板上留下一道湿痕。
“沈兄，黄先生那边来人了，说晚上有个会，让你去一趟。”
“什么会？”
“没说。就说让你去。”
沈砚之把茶杯放在栏杆上，转身进了屋。屋子不大，十来个平米，地上铺着榻榻米，墙角堆着几摞书和一箱从国内带来的文件。他把那件藏青色西装从衣架上取下来，抖了抖，套在身上。西装是在神田的旧衣店买的，袖子长了半寸，领子也有些紧，穿在身上总觉得束手束脚。
陈英在门口看着他，欲言又止。
“怎么了？”
“沈兄，你说咱们在这儿待着，到底图什么？”陈英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带着一股说不清的涩味，“弟兄们在外面跑腿、送信、打探消息，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可上面那些人呢？整天开会、吵架、写文章，争来争去也不知道在争什么。”
沈砚之把袖口的扣子系好，转过身看着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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